前言:致敬老西藏

当笑脸定格在拉萨的阳光里,当春风吹拂柳枝,温暖从心底升起,当生命之歌嘹亮出壮美的和声,请让我们举起手来,为"老西藏"庄严致敬。

   我们所指的"老西藏"在宏观上是一个大的群体,他们在西藏的解放事业、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参与者与见证人,他们甚至是一种精神的存在, 鼓舞着我们在困难面前攀上高山,带领着我们在挫折里横渡过狂风暴雨的大海。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50年前,经过民主改革后, 西藏自治区成立,西藏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从此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在这50年里,无数"老西藏"用热情、智慧、汗水甚至生命建设着西藏, 同时用劳动的双手收获着丰饶的幸福果实。

    50年过去了,他们的生命在这一刻便有了重量,他们的生命在这一刻便如春花一般灿烂,他们生命的尊严也在这一刻便得以彰显。

    为了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西藏传媒集团将依靠全媒体平台,从今日起推出大型专题报道"致敬老西藏"。我们以十八军老战士孙建平的长篇纪实文学图书《拉哈萨,格桑花》为切入点,采访了书中所提到的一些目前仍然健在的老军人,以及他们现在还现身在西藏建设事业的后代们。由此引申出"藏二代"、"藏三代"在西藏生活的亲身经历,告诉读者西藏发展的轨迹。

     50年过去了,那些"老西藏"们如今都在哪里?他们的童年往事、父亲母亲、兄弟姐妹、青春选择以及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怀念和他们重返西藏的过程都深深地打动着我们。打开时间的记忆之门, 你们走进春天,跃然纸上。

      作为一名在西藏长大的人来说,"老西藏"已经不是一个专有名词了,他是我生命里的一部分。我的成长,我的生存,我的奋斗,我的独立人格,我灵魂的舞蹈都充盈着"老西藏"带给我的鼓舞和感动。如今,""老西藏""已经成为一个精神符号,定格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今天,我有幸成为"致敬老西藏"报道组的一员,我将和时代一起,为"老西藏"致敬,为时代致敬。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眼里总是饱含热泪,那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再序:纪念是为了继承

记忆,从来没有模糊。

纪念,从来不曾忘却。

继承,从来没有放下。

纪念为了铭记。

为了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西藏传媒集团依靠全媒体平台,将陆续推出大型专题报道"致敬老西藏"。我们的记忆从十八军这个群体开始,我们的探访也从这里展开。我 们不仅关注将军,也关注士兵,我们同样关注他们如今还留在西藏或者已经离开西藏的后代 。现在他们都是耄耋老人了,很多人也已经离开了人世,但当年他们是将军,是战士,是背负着青稞行军在东达山上的小战士,是在七一农场新垦的处女地上播种的姑娘,是在怒江边 猛挥榔头砸钢钎的修路工人,是用羊皮袄裹紧小牛犊抵抗风雪的兽医。

我们吃过他们种的苹果,我们骑车走过他们曾修过的公路。他们转身离开,他们的脚步匆匆,我们甚至来不及问他们的名字。但他们不在乎,在哪里倒下,就在哪里埋葬,这就是他们的座右铭。

还有许多往事不再朦胧,还有许多往事让我们记录,所以我们铭记。

纪念为了继承。

当年,革命的理想主义在他们心中高于天,他们经历苦难却不离不弃,他们以苦为乐, 为的就是"要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他们用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谱写了一曲最动人的乐章,他们那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 "的"老西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纪念为了奉献。

除了十八军这个群体外,我们还把关注的目光停留在各个时期参加西藏现代化建设的人们身上,他们拿着锄头在农场耕种,他们开着机器在工厂生产,他们握着方向盘在路上奔驰 ,他们延续了农场的根系,他们谱就了车队的车轮四重奏,他们创立了时代的演绎。他们" 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 西藏的每一点发展变化,都和他们息息相关。

西藏,是他们生死相依的"原乡";西藏,是他们纵然扑倒在地,也要依然举着你的父老乡亲 。当西藏在晨曦中拔地而起时,就已经铭刻在了他们的形象里。

有了他们的无私奉献,所以我们纪念。

纪念还为了奋进。

50年来,我们还应该记住他们,一个特殊的群体"藏二代"、"藏三代"。他们或从小就 跟随父辈进藏,或就在西藏出生长大,西藏就是他们的故乡,他们在父亲的高原和母亲的河流中成长、锻造,最后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勇敢的人、柔情的人、乐于奉献的人。他们的童 年往事、父亲母亲、兄弟姐妹、青春选择以及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怀念和他们重返西藏的过程都深深地打动着我们。他们的成长,他们的生存,他们的奋斗,他们的独立人格,他们灵 魂的舞蹈都充盈着深深的西藏情怀。

如今的西藏仍然有他们奋进的身影,所以我们纪念。

为了纪念,所以我们铭记,我们铭记一个个人,一件件事,就铭记住了一段可歌可泣的 历史。

为了纪念,所以我们继承,我们继承一种种精神,就继承了一个个信仰。

为了纪念,所以我们奉献。我们有了奉献,就有了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

为了纪念,所以我们奋进。有了奋进,我们就不会愧对历史,不会愧对现在和未来。

为了纪念,所以我们寻找。我们寻找一个人,一件事,一种情怀。

孙保罗的西藏和他父亲的西藏

记者很想知道,孙剑平老人在余生的最后几年,每当心中吟起欧阳修那阙《浪淘沙》的时候,不知道是那些峥嵘岁月的幸福胜过了离开西藏的落寞,还是"知与谁同"的聚散离别之恨超越了"游遍芳丛"的满足感。文/记者 王川

在《拉哈萨,格桑花》这本书中第601页,孙剑平老人提到他的儿子孙保罗:2001年5月,我儿子孙保罗奉广州新闻单位之命,到拉萨及林芝采访广东省在林芝的"援藏工程"情况。我请西藏日报副总编扎西坚城和达瓦次仁(注:孙剑平的学生)招呼一下。孙保罗到拉萨后,达瓦次仁接待他夫妇俩参观布达拉宫,这位当时为布达拉宫管理处的副处长居然自掏腰包170元买了两张门票给孙保罗夫妇,亲自领路解说。

孙剑平老人叹息:当年教育他们要做忠于党和人民的干部,但没想到达瓦次仁竟恪守原则到做了布达拉宫管理处副处长还亲自买门票参观的地步。

"我佛慈悲!"孙剑平老人说。

在书的上半部,孙剑平很少用"我佛慈悲"、"阿麻尼班摩訇"这样的感叹语。随着回忆和现实的盘错,老人的感慨越来越多。以至于在后记中,他专门澄清了一下:在回忆录中,多处用了"我佛慈悲"、"阿麻尼班摩訇"的话,这只是表达一种感慨的语气,如啊、哎、呀之类的叹词,而不是一个佛教徒在宣扬佛号。"我佛慈悲!"

2014年年底,在准备"致敬老西藏"选题的时候,和孙剑平老人的儿子孙保罗电话联系了几次。孙保罗先生听到我们要做致敬老西藏选题,非常动情,说会给予所有能提供的帮助。孙剑平老人已经去世,但是,孙保罗说可以通过他的母亲,看能不能找到当时年代的一些人,以便我们做采访。在西藏待过的人,甚至他们的后代,性格都会很耿直,即使当下也一样,他人有困难,定会不遗余力帮忙。就像纪德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一样:不企求回报的帮助别人才是真正的助人为乐。把一颗奉献的心和西藏当地真诚朴实的文化内涵完美地结合,或许,这就是老西藏精神的内涵所在吧。

可惜的是,在最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记者再也没有联系到孙剑平老人的儿子孙保罗先生。记得孙保罗说,他现在在西藏做导游工作。这让我惊奇,一起期盼能与他见一面,聊一聊他的父亲给他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为什么放弃了内地的工作,回到了父辈奉献青春、奋斗过的地方?

西藏,是个神奇的地方。在这块神奇的大地上流传、不断发生着神奇的故事。冥冥中,有一种预感:总有一天,会和孙保罗在八廓街的甜茶馆里,一边喝着酥油茶,一边聊着他的父亲孙剑平,他父亲的西藏和他本人的西藏。

子女印象中的张国华:家教严 规矩多

"家教严、规矩多,坚持中国人的传统,讲究生活品位,热爱西藏……",这是张国华在儿子张小军和女儿张小康心中的印象。

张国华,这位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我军优秀军事指挥员,虽然平日里工作忙碌,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甚少,但他所坚持的家教和家风却深入孩子们的内心。

"父亲对我们的学习状况和思想品德非常关心。"张小康回忆说,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仔细检查我们的学习,平日里,只要在一起,就会认真观察我们的思想品德,帮助我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是他心里的一件大事。

张小军说:"通过父亲的言传身教,我们明白了是国家和人民养活了自己,长大以后,一定要努力报效祖国,努力做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张小军回忆,记得小时候,组织上给父亲配备了专门的司机和警卫员,父亲并没有觉得这些是自己理所当然应该享受的,他常说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国家和人民给的。"父亲的教诲深深埋藏在我的心里,即使刮风下雨,我也从来没有过要蹭车的念头。"张小军说。

张国华身经百战,军功卓著,却不喜欢战争。对于战争,他拥有自己理性的思考,记得孩子们小时候兴高采烈地观看战争片,父亲总是语重心长地说,"战争可没有那么简单,胜利是用许多人的生命换来的,你们要珍惜今天的生活。"

有时张小康问父亲"长征苦不苦",张国华只是若有所思地寥寥数语:"当年过草地遇上一个星期的雨水,不能躺着,有时候一两天也吃不上东西……"

也许正是因为张国华对战争的深刻理解,他平日里很少将自己所经历的艰苦斗争以及自己的各种荣誉当作谈资,就连子女们也知之甚少。

"偶像"就是父亲

张小军长大参军,他的战友们都想超越当年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仅一天一夜就步行240里,从大渡河赶到泸定桥的奇迹。后来小军看到《萧锋日记》,才发现原来父亲当时就在红四团,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心中的"偶像"原来就在自己身边。

军人之外,严父也是张国华在孩子心中的标签,生活中他对孩子的规矩也严格而细密。

"严是爱,松是害",是张国华的教子经。张小军回忆,小时候每次放假都不轻松,父亲会督促自己严格制定缜密的假期作息时间表,假期要做的事情要规划得有条不紊才行。除此之外,每天练毛笔字,早上起来打扫院子、浇花……

不仅如此,掏粪给葡萄树施肥,往锅炉房拉煤,倒炉渣,这些粗活脏活,也成为张国华的子女们每年的"必修课"。" 父亲告诉我'只有爱劳动,才会爱劳动人民'。父亲的教育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帮助我养成了爱劳动的良好习惯。"张小康说。

张国华除了给孩子布置"繁重"的劳动任务,生活中的各种"苛刻"的小规矩也让孩子应接不暇:不能跷二郎腿,坐姿要端正,必须站有站相、坐有坐相;饭要吃干净,不允许浪费粮食;不许吃零食……

"如今回想起来,这些规矩有些近乎严苛,但父亲以身作则,这让我们兄妹几个都很服气。"张小康说。

被打上"西藏烙印"的人生

虽然家教严,但在日常生活中,张国华又是个颇具文艺天赋,讲究生活品位的人。在孩子们的心中,他虽为严父,却也有随和风趣的一面。

张国华参加革命时期,当过俱乐部主任、文工团长,吹拉弹唱样样在行。"父亲会拉二胡、吹笛子、吹箫,唱歌、跳舞也难不倒他。"张小军回忆,小时候自己经常跟着爸爸去看话剧、京剧,传统的、现代的都看过。"他不只是带我们去看热闹,也希望我们从一些有益的经典剧目中汲取成长的养分。"

在子女们眼里,父亲张国华还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父亲喜欢打乒乓球,平时经常把家里的书桌拼起来当球桌;他还特别喜欢种树养花,家里的葡萄树和桃树都是他当年栽的……"张小康说,对于从小生活在北京的孩子来说,西藏似乎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词汇。但在自己心里,西藏却是她孩童时期魂牵梦萦的地方。这一切与张国华的西藏经历息息相关。

张国华走过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熟悉当地自然环境,了解农牧业、矿产资源;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开发西藏,他亲自去求教地质部李四光部长……

"可以说,我虽然长在北京,却从小生活在西藏圈子里。"张小康说,小时候,自己家除了父母、警卫员、秘书,来往的客人几乎都是老西藏。父母对西藏的深情深深扎根于他们的内心。回首往事,她感慨道:"我亲身体会到父母为了祖国统一和西藏人民的幸福,舍小家、顾国家所付出的巨大的牺牲。"

"记得看到贫苦农奴的悲惨境遇,父母会痛苦流泪;听到藏族百姓受到不公正待遇,他们会义愤填膺……"作为老西藏的后代,张小军的人生也被打上了"西藏烙印"。 "父母亲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进藏,从那时起我们一家就与西藏紧紧连在了一起。父亲常常带着我拜访民族宗教界人士,这使我比旁人更多了解到藏民族的风俗习惯。"他说。

"父亲虽然已去世很多年了,但是我作为老西藏的后代,从来没有忘记西藏这片神奇美丽的土地,从来没有忘记这里善良淳朴的各族人民、灿烂悠久的文明。在我心中,藏族人民是我们永远的朋友和亲人!"张小军说。

"老师拉手风琴的样子相当潇洒"

"对,对,没错,他就是我们的孙老师。"

听老同学说孙剑平老师出了一本长篇纪实文学《拉哈萨,格桑花》,5月18日上午,72岁的强巴曲杰老人急忙来到西藏商报社咨询。"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很多人,但能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并不多,与孙剑平老师接触仅有两年多的时间,但他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拉手风琴的样子。"强巴曲杰说。

强巴曲杰是拉萨中学第一届学生,受孙剑平老战士的影响,1959年,强巴曲杰去文工团当了文艺兵,1972年转业后到自治区师范学校(现为西藏大学)教书一直到2003年退休。

老师拉手风琴的样子相当潇洒

5月18日上午,72岁的强巴曲杰老人急急忙忙来到报社。"我是孙剑平老师的学生,想看看孙老师写的《拉哈萨,格桑花》那本书。"

强巴曲杰说,5月16日,一位老同学通过电话告诉他,孙剑平老师出了一本长篇纪实文学《拉哈萨,格桑花》。"当时我特别激动,在拉萨中学他给我上了两年多的课呢,自从1964年与孙老师在拉萨中学,见过一面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强巴曲杰告诉记者,孙剑平老师是他这一生印象最深刻的人之一,很想看看孙老师的书都写了些啥。

"孙老师当年拉手风琴的样子相当潇洒,虽然我现在年纪大了,有些事情已经记不清了,但闭上眼睛,孙老师拉手风琴的样子还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强巴曲杰笑着说,"这本书里肯定会有孙老师拉手风琴的章节,我一定要好好看看。"

课上是老师 课下是朋友

"孙剑平老师是一个很不错的老师,上课的时候很严肃,学生都很尊敬他,但课下我们都是好朋友。他活泼、可爱又可亲的性格,让人觉得很容易亲近,根本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强巴曲杰回忆说。

十四五岁,在拉萨中学,强巴曲杰和其他同学都是离家的孩子,吃、住、学、玩基本都在学校。强巴曲杰告诉记者,说是学校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其实还是老师在忙活学生的事儿,孙老师就像是学生的保姆或叔叔,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上的琐事,孙老师都为学生操心帮忙。

受孙老师影响我当了文艺兵

强巴曲杰告诉记者,他1956年秋进入拉萨中学学习,孙剑平是他的老师。孙剑平是文艺兵出身,不仅课教得好,而且多才多艺,连课外的文艺活动都搞得热火朝天,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称赞。受孙剑平老师的影响,1959年,同样热爱文艺的强巴曲杰入伍到文工团当了文艺兵。

"1964年,我从内地学习回来,专程去了拉萨中学,当时跟孙老师聊了很久,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孙老师。"强巴曲杰说。孙老师出书,是他听到的有关孙剑平老师的最新消息了。知道孙剑平老师已经去世的消息后,强巴曲杰说希望他的家人一切安好。

他让我觉得很亲切

叶星生,男,1948年8月生,四川成都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西藏收藏家协会会长,西藏博物馆名誉馆长,西藏大学客座教授。

"他皮肤挺白的,灰色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喜欢戴一顶有些旧的毛皮帽子,最喜欢围一条围巾,前面搭一下,后面搭一下,像五四青年一样。"叶星生老师回忆起他的班主任孙剑平时,这样描述他:更多的时候他总是微笑着,能说会道的,说话很幽默。

叶星生老师说起班主任孙剑平,说他是一个诙谐幽默的人,给他机会学习绘画,送给他很多生活用品及学习用品,"包括绘画的铅笔、彩笔等等。"

1962年,叶星生以一个插班生的身份进入到了当时西藏最高学府——拉萨中学,他是班里的首个汉族学生。"当时接待我的就是孙剑平老师,他是我在拉萨中学接触到的第一个老师。"当年叶星生还叫做"叶新生",他从山南来到拉萨求学。

"我的继父是藏族,因此我有一个藏族名字,叫洛玛萨吉。"叶星生回忆说,当年孙剑平老师跟其他的同学一样,经常称呼他为"洛玛萨吉"。"我在学校的学名是叶新生,而其他老师都会叫我的学名,洛玛萨吉算是我的一个小名,或者说是一个别称吧。孙剑平老师就跟同学一样那么叫我,让我觉得特别亲切,感觉跟他没有了距离感。"

"我从小就有一个画画的梦想,孙剑平老师知道后,就把我带到一个叫西洛的美术老师那里,让我跟西洛老师学习画画。"叶星生说,西洛老师是原十世班禅宫廷画师,他跟随其学习藏画,成为西洛老师的首位汉族弟子。"从此我和西藏及藏族民间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洛老师是我的艺术启蒙老师,如果没有孙剑平老师的引荐,我想我是无法与西洛老师结缘的。"叶星生至今想起这段往事,依然对孙剑平老师的引荐怀着感激的心情,"可以说在我的艺术生涯中,孙剑平老师及拉中都功不可没。"

孙剑平老师的水瓶

叶星生说,当时他的父母居住在山南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寒暑假期间,他通常选择留校。"我的父母在山南朗县,路途遥远,骑马、坐车最少需要十天。"据叶星生称,当时远在拉萨求学的他,得到了学校老师的很多照顾,尤其是孙剑平老师。

"我当时住的地方是16人一间的宿舍,放假后,学校几乎没有同学留校了。有一次孙剑平老师又到宿舍来看我,他发现我没有暖瓶打热水,就送给我一个暖瓶,它是由竹子做的。"叶星生在电话里遗憾地说,后来暖瓶的瓶胆不小心被摔破了,于是他就画了个暖瓶的样子,留作纪念。"还有次旺俊美同学送我的一个皮包,一直用到中学毕业,我把它跟暖瓶画在了一起。"

"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 ……"在电话里,叶星生突然开心地唱起歌来,正在记者疑惑的时候,他告诉记者,当年孙剑平老师十分喜欢音乐,还当过他们的音乐老师,"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教我们唱过这首歌——《歌唱二郎山》,还有《十送红军》等很多歌,特别好听。

我的梦都装在行囊中

很多熟悉的面孔 已经离开了文工团

当我从军区藏干校再次毕业的时候,我总是留恋那段捉"奔鱼"的河流和春初栽的那一排杨柳、清水环绕的沙洲。每当吃完晚饭,我便沿着拉萨河堤漫步,特别喜欢拉萨公路桥工地上工人施工时发出的声响,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劳动交响乐曲,它温暖着我们这些1951年10月从这儿渡河进入拉萨军人的心。

告别了那我们挖石块、抬木料修的九幢凹形校舍,告别了我们用卵石、岩块砌好的沙堤,告别了那水沟上的土石桥和看林人的房子;告别了分队里饶、送、郝、林等学友,告别了那共同欢笑,高歌的周琪、王慧芳、邓龙华、李奇。9月底,我回到了"若即若离"的文工团。

在这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文工团里的人员变动不小,就我熟悉的人而言,已经离去了很多;如弹三弦的大胡子周永昌不见了,那把大三弦抱在鲍志远怀里;一直相处亲密的画画的艾石之及张良,参军时送我饭碗的王维,好管闲事的刘瑾,西南来的我的张分队长,长辫子的张素珍等都"秋水伊人"了,好在司徒蓉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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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过,有些同志会给人留下永恒的、不会磨灭的印象,虽然是"缘来缘去缘如水",但"有缘人"总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熬过寒冷的冬天

幸福欢笑到了拉萨

1953年10月下旬,我们的生活进入到了一个最艰苦的时期,没有柴火,我们便每天出去拾破烂,而我们领到的米也已经发霉,每人每天只有半斤洋芋。12月上旬,从印度进口来一点大米,又买到了一点藏面,才能勉强度日。

1953年寒冷饥饿的冬天已经熬过去了,那充满欢笑、幸福的1954年来到了高原,来到了拉萨。也可能是公路越修越近,物资运送的距离越来越短,所以1954年的新年和春节能过得比较富裕,能吃饱饭。生活有所改善,人们的心情也像"东方欲晓"的天空,充满着对大放光芒的日出的期盼。

春节时,我们乐队里六人,我、罗仁杰、鲍志远和徐宝康及独唱演员黄崇德、大老萧代表政治部和司令部首长去休养所给伤病员拜年,搞慰问演出,带的礼物是集体慰问信,病员每人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慰问信中,代表军区向病号伤员拜年。我瞅见两位靠枕头坐着的较重病号在流泪。信读完后,开始演节目。……演出完毕,我们排队集体向病号敬礼,病号们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在天愿作比翼鸟

遇上你是我的缘

春节过后不久,杨柳开始发芽,我们歌舞队忽然得知,搬到政治部所在的林卡里住,在林卡里搭了十几个大帐篷。我们还把自己床铺底下的石块、土坯、小木板通通搬到林卡的帐篷里。老实说,我的个人卫生整洁是出了名的,于是队长喊了男女同志都来参观,雪白的床单,叠成豆腐块状的被子,工整地挂着挎包乐器及洗漱用具,于是我成了"卫生模范"。

4月初,我们得到通知,每个人可以买一床毛毯,二斤毛线,登记后由司务长统一去银行开支票转账,买物品,按登记发放,并按实价扣除工资。在登记时,司徒蓉跑来告诉我:"不要登记毛线,有人帮你买!"我莫名其妙,但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难道是她?

一天,司徒蓉跑来叫我:"小孙哥!有人喊你去试毛衣!嘻!"我跟司徒蓉来到了她的宿舍,只见一个"女同志"拿着一件深紫色鸡心领毛衣,说:"试试大小,再织袖子。"我腼腼腆腆试了,而且脸上泛着红晕,司徒蓉咳了一声说:"哈,害羞了!"

一个星期天,我和"女同志"一起到了布达拉宫南林卡的一株老柳树上坐着,我念了句唐诗"在天愿作比翼鸟……"

1953年又到藏干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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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初修的房子,河堤依旧;栽在沙堤上的杨柳已然发芽新绿,菜园已经种下了小白菜;小桥边的看林人家依然有一头奶牛拴在那里……但来的人帽子上已没有了"八一"军徽,胸前也没有订上红线边缘的胸章,虽然那衣服还是褪了色的军棉衣,可人的脸上却没有了军人的豪情。

文中出现了胡然、徐政委、余教授、平康、达瓦、谢饶加错、旦真、金丽光、李秀石等人。如果是您本人或您的亲人、朋友,或者您知道他们、了解他们的故事,请与我们联系。

在藏文专修班 连我在内只有五个学生

我和胡然被组织派来的干事送到了藏干校。我心中不觉发出疑问,这藏干校与我为什么那样被"前缘"锁定,在这里度过我三分之一的军旅生涯,此次已是第三次回来这地方了。

现在这里是藏干校全部,没有分设的其他大队。校部依然还在仲季林卡,管理着学校的一切事务。但徐政委、李、余教授及那个曾乱吹号而被关禁闭的号兵小张都不见了,这儿已没有了"军校"色彩,早晨只做"健身操"(又称"广播操"),开饭也不集合唱歌而是各分队打饭菜到宿舍吃。总之,军校的形式、风格、要求已去掉了一大半,完全是一个地方学校的样子了。当然,由于西藏的特殊情况,还是保留着"军校"的某些特点,例如晚上还要站岗放哨。

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和要求,分到了藏文专修班,行政班也在一起。这个专修班连我在内只有五个学生,单独有间教室,和三张课桌,每人一张独凳。对这种特殊待遇我感到十分新鲜。这个班除我之外另外四位同学都是巴塘藏族同志,原在"政策研究所"工作过。班长名叫平康,另一位叫达瓦,年纪最大,有三十多岁了,个子高大,据说打篮球很来劲,职位是科级干部;另一位叫谢饶加错,还有一位叫旦真。藏文教师名叫"卡纳",1953年时便在藏干校任教,是位老教师。

班长平康对我极好,像对兄弟一样。他和妻子卓玛住在藏干校桥头看林人的家里。他俩有一个小男孩,才几个月大,所以卓玛得喂奶和抚育他,也就无法学习,于是平康便在自己家中煮饭吃饭。这时已经通车,所有条件已不像几年前那样艰难。平康在林卡的角落里开了一小块地,种芫荽和大蒜、葱、小白菜。他还常常悄悄捉鱼来吃,放夜钓或直接到河堤下的岩缝中去捉。每捉到鱼,便喊我去他家吃饭,而且亲自动手做鱼。一学期下来,我起码去吃了十次饭以上。

相处多年的战友突然"劳燕分飞"了

4月底,各军分区文工队的编余、转业人员有很多到了藏干校,都是从昌都、丁青、江孜、日喀则、林芝等军分区送来的。奇怪的是,完全是女性,而男人一个没有。后来得知,这批女娃有一半已被"加工订货"。有一半留给"有缘"者。她们组成了两个分队,由于指导员是位女的,于是她们也便像有了一个"娘"一样。这一群文艺女兵中,有两位相当厉害,一个叫金丽光,一个叫李秀石,那真是"高谈阔论"、"发号施令"、"有声有色"、"河东狮子",于是她俩当了分队长。经常看见她俩单独伴着女友散步,那必定是在做她的思想工作。

自从转业下地方以来,经历了一连串的"多情自古伤离别",虽然年轻,却不断在受感情上的煎熬,相处多年的战友突然"劳燕分飞",完全像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更甚者是感情特深、"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有缘分的人。所以到藏干校后除专心致志地研学那古典藏文外,很少去施展文艺兵的那些特别风采。即便偶尔吹吹短笛也是独自跑到老远的拉萨河堤尽头处或林卡最静处。也就是说,不想表现自己。但是,在"五四"青年节的游园活动及舞会中,还是结识了好些分区来的女同胞,如丁青的刘素珍,五十三师的廖校群、游青树、钟寄鹤等,好在她们都知道我有个不"分梨"吃的人,没有给我增加什么感情烦恼。最后大家互道珍重而"分道扬镳"。

师生情深 一碗最美味的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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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主任在学习上对我们很严厉,但在生活上很照顾我们,毕业前他给我做的那碗面条,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

4月10日上午,本报社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拉中高64级毕业生洛旦老人。一提起孙剑平,洛旦打开了话匣子,"孙主任嘛,当然记得。在拉中读书时,他是教务处主任,高三那年,他还当了我们的班主任。虽然孙主任平时对学生非常严厉,但同学们都跟他关系很好。"洛旦老人回忆,当时有专门的教师宿舍,说是教师宿舍,其实只不过是一间平房,里面仅有一张床,一张用来批改作业、写教案的桌子,一个简单的煤炉灶。

1964年夏天,洛旦刚参加完高考,来自拉萨、山南等地的同学们都纷纷返回家中过暑假。洛旦来自日喀则,老家距离拉萨较远,于是他选择留在学校呆一段时间。"一天,孙主任找到我,让我跟他出去一下。当时我吓坏了,以为自己又犯了什么错,肯定又要挨批评了。没想到,孙主任带着我去了他家,为我煮了一碗面条……"洛旦老人说,当时学校的条件不怎么好,平时吃的都是萝卜、白菜,那碗面条温暖了当年瘦小的他。回忆起过去,洛旦老人感慨道:"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面条,虽然孙主任平时对我们的学习抓得比较严,但是也很关心同学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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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完高考,洛旦、益西央宗、次旺俊美、阿旺次仁这四名学生成绩优异,于是报考了北京的大学。随后,洛旦老人拿出了珍藏多年的一张合影,正是孙主任、张陶校长和这四位同学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前的合影。"当时,我们四个人都是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我们从拉萨坐汽车到敦煌,然后又从敦煌柳园火车站坐火车到达北京,多亏了孙主任陪着我们。一路上,我们也闹了不少笑话,比如说在西安的百货大楼里迷路,现在想起来也很丢人。"洛旦老人笑着说。

"拉中当时有很多叫'洛旦'的学生,只有我最有名,一提到'中洛旦',大家都知道是我!"洛旦老人捧着孙剑平老战士的《拉哈萨,格桑花》,在"拉中高64级和初67级"的合影中仔细寻找自己的身影。遗憾的是,由于照片比较模糊,洛旦并没有在合影中找到自己。"在拉中读书时,我才17岁,现在我都70岁了,已经认不出自己年轻时候的模样。"洛旦打趣说。不过,提起孙剑平老师,每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洛旦老人都记得很清楚。

同窗厚谊

经常蹭同桌的伙食

"叶新生是我们班唯一的汉族学生,当时他可以去教师食堂打饭,当然和他关系最好的我也就能经常蹭他的饭菜,呵呵。"

虽然洛旦老人没在那张"姐妹班"合影上找到自己,但是他却找到了自己的同桌——叶新生。"叶新生是班里唯一的汉族学生,他是上高中时才跟着养父进藏的,他的养父是巴塘藏族。他和藏族学生的关系非常好,大家也喜欢和他一起玩,下课后就聚在一起玩耍,他还让我们帮他学藏语。叶新生和我的关系最好,因为我们是同桌。虽然毕业后便没有了联络,但是经常会记起他。"洛旦老人说。

当时,学校食堂分为教师食堂和学生食堂,由于当时条件有限,教师食堂的伙食相对较好,可以吃到炒菜、米饭等,而学生食堂只能供应萝卜、土豆、莲花白,每周唯一让我们能高兴一下的,就是每周二和周四早晨的酥油茶。"上世纪60年代,正是全国闹饥荒的时候,能有一口吃的就不错了。夏天通常是莲花白,冬天通常是土豆、萝卜,基本就没换过样,我们自己会带糌粑、馒头。因为叶新生是汉族,所以他可以去教师食堂吃,因为他还没有习惯糌粑,我们都很羡慕他,哈哈。"说到这里,洛旦老人笑得非常开心。

一个老兵的西藏情怀

看到《致敬老西藏》专栏,欣喜万分!听见《老西藏,你在哪儿?》的召喚,心潮澎湃!作为50年代第一批进藏老兵的我,倍觉亲切,感慨万千!

1950年初,我所在的14军42师126团部队奉命从云南丽江进军西藏,配合18军完成解放西藏的大业。

126团参加西藏昌都战役后,屯兵桑昂曲宗(今察隅县)察瓦龙区休整,宣传发动藏族群众,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旋即挺进察隅,把五星红旗插在西藏边防!

自此,我就与西藏结下不解之缘。历经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平息西藏叛乱,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参与了西藏民主改革,建设新西藏大业,团结边疆各族人民,守卫边疆!藏北雪山草地,印下我的足迹;藏东大峡谷、原始森林洒着我的汗水,边境的悬崖绝壁,羊肠小道留有我的身影!

弹指一挥间。我在西藏战斗、工作、学习和生活整整30年,与藏族、珞巴等各族人民结成了亲密深厚的友谊,西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30年的岁月,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极其短暂的,然而在我一生中却是宝贵的30年,青春的30年,韶华的30年,但我无怨无悔,因我是"老西藏"的一员,把青春献给了西藏的伟大事业,感到无尚光荣!

"老西藏"是个战斗的集体,是藏一代用生命和血汗铸就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是正能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事业的宝贵财富!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日子,西藏宣传部门和媒体开辟了《致敬老西藏》专栏,宣传、弘扬"老西藏"精神,使之发扬光大,传承下去,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尤其是时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失,净化政治生态,更具有时代的价值意义!

藏二代、藏三代特别是十八军的后人(子弟)们,大力支持《致敬老西藏》这个栏目,在宣传上很给力,千方百计寻找健在的"老西藏",深入采访,挖掘事迹,编写故事,这种蛮拼的精神,令我激动,在此,为他们点赞!

我于1980年4月告别西藏至今,已有35年了,尽管现在我工作生活都在成都,但毕竟是一个把青春献给了西藏伟大事业,把西藏当成第二故乡的人,每当想起在西藏工作的岁月,或遇西藏喜庆的日子,总是感念不已,有种西藏情未了的感觉,因而把西藏的往事记在心头,把它整理成回忆录,留下一些历史资料,献给可爱的第二故乡——西藏!

今年我已经83岁了,重回西藏确实是我的梦想!不过,我还梦想看到川藏铁路修通,后人能从成都坐上火车到达拉萨,重走当年十八军进藏之路!(苏国柱)

苏国柱简历

1949年10月参军,1950年进西藏,在部队历任战士,放映员,放映队长,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组织干事,组织股长,西藏昌都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文化科长、宣传科长。1980年转业到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历任检察员、研究室副主任,《四川检察》编辑部主任,主编;《检察日报》驻四川记者站站长,记者,1993年元月退休。

老西藏的故事感染着我们每一位在西藏的人,作为后辈,我们钦佩他们的精神,感怀他们的故事。而作为"当事人",忆起往事种种,他们泪眼婆娑,一桩桩,一件件,都能戳到他们的泪点。他们感怀战友的鼓励,首长的帮扶,使他们不畏艰辛,意志坚定,并且收获亲密友情、革命爱情和没有血缘的亲情。今天,他们心怀感恩:西藏有你陪伴,是我最大的幸运!

因为有你 暖流浸透我心

李光明(右)白曙(左)

敬爱的谭冠三政委(原首任18军政委)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年了,但每每想起他那和蔼可亲的笑容,慈祥的相貌仍历历在目。

老政委个子虽不算高,但精神抖擞,充满精气神,特别是他那双大而聪慧睿智的眼睛,好像能洞察一切事物,把你的内心看得一目了然,给我一种他既是首长,又是严师,又似兄长般的深刻印象。

1950年2月,我在18军文工团工作,组织上给我介绍时任18军政治部主任的刘振国同志相识。由于不了解,也因为年龄差距较大,从相貌上看像我老爸一样,开始我并没有同意。经过组织上做工作,特别是老政委的积极支持。谭政委说:"组织上是根据你们两个人各方面的条件,经过慎重考虑,觉得合适才提出来的,是对你们最大的关心与爱护。你不要匆忙否定,要三思而后行。"谭政委的爱人、老红军干部李光明大姐也劝我:"振国同志年纪是大一些,但年纪大更会体贴妻子,就像谭政委和我一样,还不是处得很好?你就不用担心了,是他相中你的,他一定会对你好的。"在二号首长和李大姐给我做工作的同时,我也联想到,离开豫、皖、苏一分区文工队时,队长孙明辅对我们几个女同志的临别嘱咐:你们将来解决个人婚姻问题时,一定要记住听组织的话。

当时也有人风言风语,说白曙是青年团员不是党员,和首长谈朋友不合适。但是被谭政委顶住了。他说:"白曙同志现在不是党员,但是她参加革命两年来立过两次三等功。根据她的表现,日后肯定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对于此事,我坚决同意!不但批准他们结婚,我还要给他们做主婚人呢!"于是,我经过慎重考虑,也为二号首长、李光明大姐爱护我们的深情所打动,我立即向组织表态,同意和刘主任结婚。

七号(刘振国在十八军工作时的代号)为了尊重女同志,特意选在"三八"妇女节结婚。接着就是准备进军西藏。在进军途中,虽历尽千辛万苦,但一到驻地,二号(谭政委在军中的代号)将工作安排得当,有时间就会邀约七号和我陪他们夫妇打扑克。二号要是赢了,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开怀大笑,引得我们也跟他大笑不止。在欢乐中消除了行军疲劳,要知道当时二号手中的扑克牌可是军中的唯一。

1951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二号除了领导军队的工作,还要领导西藏工委的工作,还兼任西藏爱国妇女联合会和爱国青年联谊会的党委书记。他每天日理万机,但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他更加老当益壮,精力充沛。当他得知不少女同志怀孕时,嘱咐他们在做好工作的同时,要注意身体,保护好下一代,生下孩子后,希望他们母子平安。当妈妈的要做到使孩子健康成长,不会带孩子的年轻妈妈要向有经验的女同志学习。我就是在吴静(宣传部长夏川夫人)大姐的亲自教导下,学会给孩子裁剪缝制衣服的。

李光明和她的长孙女奇志

由于我的奶水少,质量又差,孩子吃不饱,老是啼哭。刚半个月时,我给他吃了块夹心饼干,把孩子的肠胃吃坏了,七个月内就住了五次医院,为此我受到了谭政委的批评。为了解决孩子吃不饱的问题,我学会了制酥油茶,用盐巴、砖茶、酥油作原料加水放入半人高的圆木筒里,用双手拿起棒棒上下搅拌,打好后,就成了香喷喷的酥油茶。我倒在茶杯里,一连喝上四、五杯,过几个小时后,就产生了奶水,看着孩子大口大口地吃奶,我心里美滋滋的。我本人就成了孩子的奶水加工厂。这样孩子有吃的了,身体逐渐好转,于是我又受到二号首长的表扬。

后来,工作调动,我离开了西藏。70年代我去北京看望谭二号和光明大姐,尽管当时他们处境艰难,仍热情关心我们全家的情况。

1979年,刘振国和我实在太想念西藏的领导和老战友了,就从武汉专程来到了成都。听说二号住院,就急忙去成都军区总医院看望,分别二十多年,见面都有说不完的心里话!

1980年春,我们家经组织批准又回到成都军区干休所,能经常和亲如兄弟姐妹的老战友见面,得到莫大的安慰。我们亦经常去医院看望谭政委和李大姐,他们虽然都瘫痪了,行动不便,仍常常坐着吉普车,由警卫人员将他们从车上抱上抱下,来邓家花园干休所看望我们。老首长对我们的真情关怀,使我们永远铭记心间。

随着时间的流逝,老首长离开了我们。但我们的亲密战友关系,仍照常延续着,我常去看望光明大姐,大姐总是一身戎装。我心里想着,一定要给大姐做几件花衣服穿,衬托大姐白晰的皮肤更加端庄漂亮。我征求大姐同意后,就和李秀珍同志(老西藏)搭公交车去牛市口商店挑选料子,最后买了李姐喜欢的红底粉色牡丹图案的料子,又选了白底枣红色玫瑰图案的料子。给大姐做好后,大姐穿上,镜子里立刻出现一位光彩照人的美丽夫人。她开心地笑了。大姐穿了一辈子戎装,现在总算换上了妇女时尚的服装,我们为她鼓掌。当年的老红军比现在的时装模特还光彩了!李大姐最爱唱蒋大为的《牡丹之歌》,现在她穿着有牡丹花图案的新衣服,大家不由得又和她一起唱起了"啊!牡丹,百花园里最鲜艳,百花园里最壮观……"美丽的红军大姐和甜蜜的歌声荡漾在大姐居住的房间里。

李光明授勋戎装

大姐的大儿子戎生,从北京来成都,经常约我们一起去都江堰看望大姐,每次大姐都热情接待,非让我和她聚餐后,才放我们回去。

2011年初冬,大姐因病医治无效也离开了我们。我代表全家前去他们家悼念,并在谭政委、大姐遗像前,表示继承他们的遗愿,将他们家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尽力关心爱护他们,让敬爱的老首长和大姐在九天之上安息放心!

李光明光彩夺目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80年代。有一天,两位西藏同志,(藏族战友)来邓家花园看望我们,还带了一篮子好看又好吃的高原红苹果,又甜又脆,吃在嘴里甜在心上。很自然地想起了当初在高原上是谭二号亲自动手试验栽种这种优良品种的。饮水思源,这仅是首长为西藏人民造福的累累硕果之一,其它如指挥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保卫边疆、开荒种地、办农场、兴水利、绿化拉萨、修公路、架桥梁等等。老首长在西藏呕心沥血二十多年,做出的卓著贡献功彪千秋,为今日繁荣的新西藏打下了坚固的基石,铺平了从艰苦走向胜利的光明道路。所以我们应该永远牢记:我们今天能过上幸福生活,全靠老一辈革命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奋战,前赴后继,无私奉献换来的,所以我们要永远怀念谭政委和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建设好我们的小康社会!( 白 曙)

                           2015年4月20日于成都

西藏已记取了你的笑容

母亲和她的孩子们。

三年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当时,母亲的突然辞世让我们措手不及。无限的悲痛,无限的婉惜,无限的悔恨都叫我们痛不欲生。因顾念还健在的老父亲,却不得不强打起精神料理母亲的后事,安慰已过古稀之年的老父亲。

抱着对母亲的愧疚,后事所需一切,我们姐妹都尽最大努力倾其财力和良苦用心,迎合着世俗,总算让勤劳一生的母亲风光的走完最后一程。

     母亲只有初小文化,相当于小学三年级,而母亲又是极爱文化的人。年轻时随父亲到西藏工作,后因我们姐妹四人陆续出生又无人照看,父亲长期在青藏线奔波(作为一名上世纪50年代从部队进藏的驾驶兵,当时父辈在青藏线担负着重要的运输使命,母亲只有辞去自己心爱的工作专心相夫教子,并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庭劳动,免去父亲的后顾之忧。

我的家人

那时的西藏异常艰苦,即使首府拉萨也一样物质匮乏。在计划经济下,所有物品都要凭票购买,市面上没有菜市场,蔬菜主要靠自己种,偶尔有当地老百姓背些土豆萝卜走乡串户,用盐和清油等以物易物。那时每家都在自己的房前屋后和附近开出自家的菜地,种些易养的蔬菜。这一片片菜地便成了每家唯一的蔬菜来源,家中老幼都会在工作学习之余,在自家菜地劳作。当然父母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母亲心疼父亲在路奔波的艰辛,总是在父亲没有到家之前,尽可能多做一些,挑粪,施肥,浇水拨草,劈柴......好让回家的父亲有更多的时间休息,为下次出车准备。不论多忙多累,母亲从无怨言,总是乐观地对待。

  在少有的闲暇里,母亲最爱看书。遇到喜欢的文章,她会读给我们听,让我们受教育。遇到美文诗歌类,她会努力背会。她喜欢有文化的人,即使在"文革"读书无用论和交白卷成英雄的年代,她依然教育我们尊重老师,好好学习。当我考上师范学校,因受文革影响,不想当老师而闹着要退学时(当时约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都已经退了学),母亲严厉批评了我。在她眼里教师是有学问的,是教育人的,是受人尊敬的。

母亲还喜欢看戏,听戏,评剧和京剧是她的最爱。有时边做针线活时会自己哼几句。那时没有电视,有时电也没有,晚上经常一家人围着一盏小煤油灯干些不费眼睛的活,有时无事我们便会央求大人讲故事,这时母亲便会给我们讲戏。什么杨家将、秦香莲、孟姜女、曹操、诸葛亮等都是从母亲的戏文里知道的。就这样我们很早便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启蒙。

由于长期在西藏这高寒缺氧的地方生活,母亲得了冠心病,一个妹妹又是先天性心脏病,经常住院,父亲终于下定决心内调回故乡。1982年除了我之外全家人回到故乡——河北唐山。随着气候的好转,母亲的身体也逐渐好了起来。又把全部精力投放到家庭,默默操持着全家人的生活。

回内地后母亲看上去年轻好多。

当我在拉萨成家并有了孩子时,母亲考虑到西藏艰苦的生活条件和气候条件,便和父亲商量,让我回家生养。当我的儿子出生后,产假结束又要回到拉萨工作,母亲便毅然承担起照顾外孙的任务。

那时我们至少要工作一年半才能休假一次,私人电话极少,只有靠写信与家里人联系。对孩子的思念曰夜折磨着我。为了让我安心工作,母亲全心全意照顾着我那不满周岁的儿子。当我再次回到父母家,儿子已有两岁多。这是一个多么可爰的孩子呀!不仅身体健康,而且有很好的生活习惯。懂礼貌,爱干净,还时不时地背几首儿歌和唐诗。我敢肯定的说,虽然我是一名教师,但我也未必把我的儿子教育得那么好。我衷心感谢我的母亲!而这背后,母亲付出的辛苦又该是怎样的呢?

父母和我们姐妹的全家照。

母亲虽然已经走了,但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心中。她为我们默默奉献了一辈子,她用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们,教育着我们。在她的身上我看到的是一位有着中国优良传统的伟大母亲:她奉献,隐忍,勤劳,明理,乐观,为他人着想。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工作中能有什么成绩,那么与母亲的帮助和不断激励分不开。 (文/丁益君)

让青春娇艳的花朵绽放在西藏

邓亲和老人向我们展示相关书籍。

"那时候思想上没有害怕过,即使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在劳动中相互竞赛,谁也不甘落后,一路上遇到的困难也都被同志们的'发明创造'一一解决了。"83岁的邓亲和老人说。

1949年,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了祖国的西南边陲。成都战役胜利以后,18军奉命进驻川南,第二年接到了毛主席的命令,要求他们进军西藏。这时,18岁的邓亲和无意中看到18军52师文工队在四川犍为招收学生军的告示,满怀"参军梦"的她报了名。

52师文工队三分队进军西藏前全体合影(第二排左一为邓亲和老人)。

毅然决然参军圆梦

通过国文、数学、口试、面试等几门功课的考核,正在当地女子学校读高三的她被录取了。"考试是很正规的,当时自己还担心考上考不上,结果第二天发了榜,一看榜上有名,哎呀,高兴不得了。"回忆起这段往事,老人开心地笑了起来。

她的父亲当时是犍为农业职业学校的校长,得知18军要进军解放西藏,就吓唬她说:"西藏冷的很哟,那个电线上结的冰凌子有洗澡盆子那么粗。"谈到这里,邓亲和老人放声笑了起来:"我当时对父亲说'那怕啥,那才好看呢' 。"后来父亲又告诉她,西藏几乎没有吃的东西,一年到头只吃青稞,很艰苦的。"我当时傻嘛,哪里知道青稞是什么,还以为是青果(橄榄),心里想那个很好吃的嘛。"老人说,她的父亲觉得吓也吓不倒她,也阻挡不了她,就没再说什么了。或许是年少无知,或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邓亲和老人根本没有把西藏的艰苦环境放在眼里,倔强的她执意要当兵,要去西藏。

在邓亲和老人家中采访。

漫漫进藏征途

1950年2月份,邓亲和老人和她的战友们踏上了进藏的路途。三月初,到达乐山并举行了进军西藏誓师大会。"那会儿就宣誓: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老人激动地扬着手说。可是过程远远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她们每日行军,跋山涉水,每天只有6两代食粉(解放初一斤等于16两),有时还要节约2两给上山割草的战士。在行军途中,夜里帐篷经常被雪压塌:"早晨醒来半截身子都被埋在雪里,要扒开雪堆,才能找到鞋袜。"他们翻过的雪山和河流不计其数,有地势险峻的雀儿山,海拔6300多米的丹达山,还有水流湍急的大渡河,用老人的话形容就是"第二次长征"。

进军西藏一路上翻雪山淌冰川,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邓亲和老人和她的战友们也学会了笑对困难,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在从眉山到昌都的途中,每天都要淌过很多条冰河,起初她们几个新兵都斯斯文文脱了鞋袜再过河,但是后来为了能赶上大部队,就像老同志一样直接下水。老人乐呵呵地说:"每次过完河衣服还没干就要接着淌水,到了晚上睡觉时候鞋袜都冻住脱不下了,腿脚也泡胀了,这时候我们还相互开玩笑说'你的腿像发面,你的像面包,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改善伙食了'"。

挖坑做洗脚盆,挖战壕做化妆台

  艰苦的环境也启迪了姑娘们的智慧。部队宿营时候经常会烫脚来消除一天的疲劳,但当时一个分队只有一个盆子,要和糌粑还要炒菜,根本没有多余的盆子洗脚。老人说,最后大家就想了个办法,挖个大概一米五长的坑,把睡觉的帐篷铺在坑里,然后烧开水倒进坑里,分队十一二个人就围着坑沿坐下来,一边烫脚一边聊天,开民主生活会,谈谈一天的感受和表现。

沿途演出要化妆,但是却没有桌凳可以用,演员们就坐在背包上一手拿镜子一手化妆,这样不仅不方便速度还很慢,后来化妆组的同志灵机一动,像挖洗脚盆一样挖条"战壕",把化妆品放在坑边,演员就可以站在坑里化妆。老人戏称这叫"挖坑做洗脚盆,挖战壕做化妆台"。当问到那时候有没有产生过退缩心理时,老人停顿了几秒说:"那时候思想上没有害怕过,即使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在劳动中相互竞赛,谁也不甘落后,一路上遇到的困难也都被同志们的'发明创造'一一解决了。"

老人在自传中写到:行军生活既锤炼了我们的意志,也增长了我们的智慧,更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困难斗,其乐无穷'的人生真谛。

和战友在江孜的青稞田里和(左一为邓亲和老人)。

农奴没有人身自由,等于牲口

为了顺利进军拉萨,解放西藏,由军副政委王其梅为司令员的先遣支队率先离开昌都向拉萨挺进,邓亲和老人就是先遣支队中的一员,他们白天行军,晚上演出,宣传和执行"十七条协议",为主力部队进入西藏创造条件。

当时有较为开明的领主,同意和平解放西藏,他们的农奴就有机会来看演出。一路上在洛隆、边坝、嘉黎这些地方看到了许多农奴,他们要靠头人来召集,头人是少数,而农奴占了百分之九十多。有次她们在一个农奴主家看到,大厅的屋檐底下坐着一圈农奴给农奴主织线。"没啥吃的,青稞酒和点糌粑,哪里还用去烧火做饭,没有的。农奴主和内地的地主还有些不一样,在内地种田的农民还有人身自由,西藏的农奴根本没有人身自由,等于牲口一样,可以卖来卖去。"老人激动地说,"那时候心里可难受了,很不平,就想啊,这些农奴这么可怜,给我们背柴背牛粪,帮助我们顺利演出。但是由于政策的原因,还是得通过那些开明的农奴主,影响群众,解放西藏。"

江孜开荒 蔬菜收获(前排中间为邓亲和老人)。

她们表演的大多是西藏舞、新疆舞、蒙古舞一些反应民族风俗的节目。老人说,她们还表演过《白毛女》、《钢骨铁筋》、《雷雨》等话剧。有些农奴为了看她们的演出很早就从河对面赶过来,晚上看完节目再趟河回去。(文/图:西藏民族学院 陈志慧 王晓玉)

蒋勇:漂在西藏的宁夏浪子

一座城市的价值,在于一种空间转换价值。西藏,被誉为世界最后一片精神的香巴拉,它就像磁石一样具有吸引力,让人不由自主奔赴而来,为灵魂吸氧。

为了寻找作家马原扎西达娃作品里的西藏生活,2000年,画家蒋勇只身踏上了西藏这片土地,成为众多"藏漂"中的一员。

1972年,蒋勇出生在宁夏石嘴山,这座矗立在黄河与贺兰山之间的城市,赋予了他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大学毕业后不久,蒋勇去了北京,开始职业画家生涯。但当时的北京正处于飞速发展阶段,这座古城并未能给予蒋勇多少文化上的滋养。在北京待了5年之后,蒋勇觉得"已经快要忘记自己想表达什么了",他越来越渴望能够回归自然。

2000年秋天,蒋勇决定辞职,他背起行囊,孤身一人去寻找少年时代的"西藏梦"。直到现在,蒋勇对当时的情况还记忆犹新。一路上,他享受着壮美的高原风光,也忍受着大巴内恶劣的条件,"那时候铁路还没通,大巴里简直糟透了,而且当时已经是初冬,特别冷,藏北的风雪很急。"这样艰难的旅程持续了3天后,蒋勇终于沐浴在圣城拉萨的阳光下。

初到拉萨,蒋勇在药王山遇见了几个西藏本地画家,在他们的帮助下,蒋勇在药王山上住了下来,房子正对着布达拉宫。那段时间,蒋勇几乎什么也不做,每天只是喝酒晒太阳,大口呼吸着这座城市里慵懒的气息,用心体验这里缓慢平和的生活节奏,也感受着轻松自由的创作氛围。

  

闲适的生活持续了大约半年时间,在蒋勇看来,拉萨是一座颇具包容性的城市,无论你来自何方,拉萨都会温柔地接纳你,并缓缓将你融入这里独有的生活节奏。

但无论如何,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生存下去,才是头等大事。2001年5月,蒋勇完成了自己在西藏的第一幅画作,并很快被一个外国游客买走,这让蒋勇找到了认同感。"在这里,我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创作,而且有人喜欢我的作品,我的画能给我带来经济收入。"蒋勇说。

就这样,蒋勇决定留下来,他的爱人张苹也辞去了北京的工作,追随他来到拉萨,两人在高原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如今的蒋勇,已经是一个资深"藏漂"了。在蒋勇心中,宁夏是给他生命、养育他的地方,西藏则是他灵感的源泉,是他永远的精神家园。在西藏13年,蒋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画风,并受到国内外同行和收藏家的关注。但陪伴他成长的西藏,还是以亘古不变的沉稳姿态,静静地注视着所有的变迁。

精神矍铄的刘殿卿

孙剑平老人的《拉哈萨,格桑花》成书原因是为了向西藏"庆祝民主改革五十周年"致敬,一个庆祝活动激起了老人心中的千层浪,洋洋洒洒写就了近700页的纪实文学著作。成书之后没过几年,老人便溘然长逝。对老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遗憾了;而对于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而做"致敬老西藏"专题的采访报道组,老人的去世却是个很大的遗憾。

西藏,是个溶洞;那些为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奉献了青春甚至生命的人,是这个溶洞里闪亮的星星。

在巴塘,我有幸见到了十八军的老战士刘殿卿老人,老人幸福的晚年生活和健硕的身体让我欣慰。老人总是笑呵呵的,喜欢抽烟,喜欢看书,还去住所旁边的山坡上挖窑洞。见我给他拍照,专门把军功章都拿出来挂在胸前。上楼去参观他的书房的时候,木楼梯比较陡,我搀着他的胳膊,反被他拉着我的手,上了楼。离开时,他很开心地与我合影留念。

临别时,他告诉我,很想回拉萨看看。我只说了一句:现在拉萨建设得很漂亮。老人在内心里,自然有一个纵向的比较吧。只有像刘殿卿这样见证了西藏变迁的人,才会感受到创造一个世界的成就感和快乐。(王川)

西藏已记取了你的笑容

走进王学贵和白吉这对老夫妇的家,你会发现,两位老人的日子过得云淡风轻又有滋有味——窗台上几盆蝴蝶兰在阳光下花枝招展,家里没有过多的装饰和摆设,老旧的桌柜上摆着不同时期的黑白照片,岁月在这里得到具象呈现。

沙发旁的茶几上,被白吉老人不断端出来的水果、点心摆得有些拥挤。都已经80多岁的夫妇俩身体都还硬朗,脸上也都满带慈祥的笑容,陌生感一下消失殆尽,他们亲切得就像自己的爷爷奶奶。

讲起6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两位老人始终笑呵呵的,那么多的艰辛就像别人的故事一样,讲得妙趣横生。"我们从来都没觉得苦。"这是在采访过程中两位老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尽管60多年前西藏各方面的条件都与现在有着天壤之别,但我相信,这确实是两位老人的真实感受,同时也是他们那一代人共有的状态。整个采访过程,没有想象中忆苦思甜的感动落泪,反而会时时爆发出朗朗笑声。

他们心怀理想,坚定信仰,满脑子想的只是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在这一过程中,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什么样的苦都能吃。精神世界的异常丰富让他们忽略了物质生活的匮乏与艰难。在困苦中能够把日子都过成诗,得是多么大的人生智慧。

我始终觉得,这种单纯的幸福是我们这一代人可望不可及的。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舍得放弃,才导致现代人没来由又无处消解的迷茫与怅惘。我们也有梦想,却往往患得患失,好容易迈出一步又担心走错方向。要是能够像王学贵和白吉老人,还有那么多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现代化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十八军官兵一样,奔着一个念头脚踏实地全力付出,最终或许都能收获令人惊诧的奇迹。

刘殿卿:一个团结包子一个班战士吃

刘殿卿的女儿手捧刘殿卿爱人的照片。

18军老战士刘殿卿在巴塘家中院子里。

刘殿卿老人的军功章。

团结包子。

巴塘偶遇:从"团结包子"说起

我重走一趟川藏线的愿望在2014年6月份实现了,不像第一次走的那么匆忙,带着"川藏、青藏公路通车60周年"的采访任务,一路走了将近20天。

我们从拉萨出发,当年,还被称为康藏公路的川藏线是18军边进藏边修路打通的公路,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一路上,我一直在努力寻找十八军当年边进藏边修路的历史痕迹。边走边打听,八一镇没有,波密没有,如美镇有18军的烈士陵园,而昌都,只有广场上的雕塑在诉说着当年的往事。

有点出乎意料的是,在巴塘,当地人告诉我能联系到两位18军的老战士,巴塘兵站的张庆帮我们联系到其中一位,他叫刘殿卿。张庆,就是做"团结包子"而知名的人。

去刘家要过流经巴塘的那条河,过了桥就是团结村。团结村这个村名的来源也跟当年18军进藏有关,现在,这个村子成了巴塘兵站的军民共建村。目前318国道沿线的兵站继承当年解放军亲民的作风,会通过多种方式,比如和当地的学校或者其他单位组成共建单位,搞好军民关系,至少能帮助常年在川藏线跑运输的汽车兵解决一些涉及当地民众的棘手问题。

18军进藏,关于巴塘的故事最多,当年巴塘藏族群众非常拥护解放军,很多巴塘人参加了解放军,巴塘有一个关于"团结包子"的故事。

这是一种巨大无比的包子。当年18军进藏修路的时候,当地村民为了欢迎部队的到来,就给战士蒸包子吃。做小包子非常费工费时,他们就将包子做得很大,这样一个包子就可以供应一个班甚至更多的战士来吃。到现在,做团结包子已经成了巴塘当地的一个风俗,当重要的客人或者亲人到来的时候,家庭主妇会做团结包子给一路风尘仆仆的客人吃。张庆的爱人一直在惋惜地说她们家的团结包子刚刚吃完,劝我们在巴塘多留两天,这样就可以给我们做团结包子吃。

采访刘殿卿老人的时候,我问老人家,现在的团结包子好吃,还是过去的团结包子好吃,老人嘿嘿一笑说当然是现在的好吃,现在的团结包子有肉,以前只是素菜。

现在,团结包子除了所代表的时代意义和象征意义,它只是生活的调剂品,没人愿意一天三顿饭都围着一个包子战斗。刘殿卿老人和女儿生活在一个种满桃树、李子树、葡萄树和各种花卉的院子里,老人家的大部分时间是看书,娱乐方式是在河边刨窑洞。

穿越时光:看书与刨窑洞

刘殿卿的爱人是当年18军的翻译员,现在已经去世,他们有三个女儿,除了最小的女儿跟着他生活,照顾他的起居之外,其他的孩子都在政府部门工作,一个孙子在拉萨做公务员。

刘殿卿老人听力有些不好,河南濮阳的他听普通话听不太清楚,给他讲河南话,他也听不太清,他的女儿在旁边用四川话把我的问题"翻译"给他听,他却全能听懂。这倒让我审视了"乡音无改"的正确性。刘殿卿老人不到20岁就参军,后来跟着18军从四川进藏,听不太懂普通话和河南话或许是因为长期跟四川人打交道有关吧。

他所有的回忆可以用一个"苦"字来概括。18军进藏的时候,每个人每天几乎都在面对生和死的问题,这些当年的热血青年完成了一桩桩可歌可泣的壮举。在18军进藏之前,毛泽东提出,对于进藏部队来说,政治高于军事,当地藏族人民是第一次见到解放军队伍,因此18军战士的一言一行,直接关系到国家统一的大局,毛泽东向部队发出了"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鉴于藏区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和宗教文化背景,中央曾对进藏部队有过许多特殊的规定。

修路苦于没有工具,全靠战士手上的铁锤和钢钎;因为遵守"不吃地方"的指示,部队的供给因当时各种恶劣的条件又供应不上,战士经常饿肚子,没吃的就挖野菜、捉老鼠吃;在修甘孜机场等很多地方时没有住的地方,十八军就在山上刨窑洞来住,以至于习惯窑洞居住环境的刘殿卿老人晚年消磨时光的方式就是刨窑洞。当年18军在甘孜修的窑洞已经废弃,刘殿卿老人说:"你们现在去甘孜机场,在西面的山上,当年的窑洞还在。"在川藏线的咽喉怒江大桥,当年18军修筑的窑洞现在还被守桥官兵使用着。

服侍刘殿卿老人的女儿是个性格随和的人,她给予我充分的信任,让我跟刘殿卿老人在非常放松的状态下聊天。我跟着刘殿卿老人,去参观他的卧室,还有书房。老人的卧室干净舒适,可以看出,他女儿把他照顾得不错。老人的书放在二楼,爬楼需要上较陡的木梯,但是85岁的刘殿卿老人健步如飞,腿脚相当利索。书凌乱地摆放在阁楼上,书架旁边还有一张小木床,书籍多跟那个红色年代有关。

阁楼上有刘殿卿爱人的照片,就让刘殿卿的女儿双手捧在胸前摆拍了一张。他女儿的身后,是巴塘县城,远处是一片红色外墙建筑群,已经被当地保护起来。在夕阳的柔光下有些唯美的老建筑,身边是身体尚好的18军老战士刘殿卿老人,像刘殿卿这样的老人逐渐逝去,有历史回声的,只有那些老建筑了。

罗念一:人回来了,心留在了西藏

说起西藏,很多人会想起《洗衣歌》,它几乎成了西藏的一个符号。

一个作品能成为一个地域的符号,可见其地位和价值,所以,连《洗衣歌》的曲作者罗念一自己也说,"我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就是《洗衣歌》。"

2015年3月4日,春节长假刚过,记者来到了位于成都武侯祠附近的罗念一的家,刚巧,罗念一于3月3日刚过完他人生的第83个生日。

没有太多的客套,罗念一对家人说:"倒茶。"然后又说:"把我的茶也端来吧。"

然后,就和我一起回味他在西藏几十年的激情岁月。

难忘曾经的激情岁月

罗念一当年随十八军进藏,艰辛自不必说,但罗念一却一点儿没有觉得辛苦。他说和西藏结缘是我这辈子的福,一辈子都值了。

"那时候,为了更好地了解西藏,尽快地融入西藏,我们一路走,一路学习藏文,到了西藏,我就开始到基层工作,由于语言环境的关系,我的藏语水平突飞猛进,很快就不需要翻译了。我们的真诚也很快感动了当地百姓,他们给我们洗衣服、做饭,把家里的好吃的留给我们吃,我们有好东西也会与大家分享。"罗念一开心地说,"老乡们把我们当亲人,我们也把他们当亲人,他们讲他们的民风民俗,唱他们的山歌,开心了唱,不开心也唱,不同的曲调表达不同的感情,这都成为了我的创作源泉。"

在西藏,罗念一最爱做的事就是下乡,到基层工作,和老乡们打成一片,他把能为老乡解决问题当作荣耀。"那个年代,只要和老乡在一起,我就兴奋,生活上的点点滴滴感动着我,触动着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我心里每天都有旋律在飘荡,爱西藏,我是爱到骨子里、融到血液里的,我喝酥油茶、吃糌粑,所以我的作品充满了藏民族特色。其实,不用我多说,我的作品《阿妈,你不要远送》、《叫我怎能不歌唱》、《阿哥 你何须说》、《纳木湖情歌》、《圣城之夜》、《洗衣歌》、《我的家在日喀则》、《只有爱不能忘记》、《难忘那雪山》等就是最好的例证。"

《洗衣歌》确有其事

"唉——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唉,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唉,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军民本是一家人,帮咱亲人洗呀洗衣裳唉……"这首由李俊琛编导,朱流、董荣作词,罗念一作曲的舞蹈情景音乐剧一经演出,就风靡全国,而且几十年来一直经久不衰,

罗念一说:"这首歌还先后被朝鲜、日本、老挝、美国、法国等几十个国家的艺术团体排演。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洗衣歌》的排演次数我不知道有多少,国内外各种音乐书籍、音响制品,出版、再版,再加上盗版,也不知道有多少了,播放次数就更不用说了。"

"其实,现在在西藏,《洗衣歌》还是很多单位搞年终联欢的保留曲目。"记者告诉罗念一。

"谢谢,这说明好的作品是有它的生命力的,藏汉民族团结是得人心的。"罗念一开心地说,"其实,几十年前,我看过各种各样的《洗衣歌》,特别是农牧区,他们都不是按我们当初创作的版本来演出,他们都在自己改编,按自己舒服的方式在表演,但都很有创意。"

说起创作《洗衣歌》的过程,罗念一似乎又回到了曾经的火红年代。

"当年十八军进藏,当地百姓对我们不是很了解,但通过接触,他们觉得我们真的很好,慢慢地就把我们当成了亲人,所以《洗衣歌》是有创作原型的,不是我们编的。当时,有一群阿佳和普姆跑到我们的营房到处翻衣服,说说笑笑地就把我们的脏衣服全部拿走了,当时虽说军民相处得不错,但这些人把我们的衣服拿走了,究竟还不还回来,我们心里都没有底,按当时的纪律,就是不还回来,我们也不可能去要,说实话,大家都很忐忑,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衣物也不多。但是,下午,那些阿佳和普姆就把洗好的衣服送回来了,而且都叠好放在每一个人的床上,我们才知道她们是来帮我们洗衣服的。"罗念一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后来,为参加全军文艺汇演,我们一起创作了《洗衣歌》,这种边歌边舞还有故事情节的表演形式,很受观众喜欢,也得了不少奖,但当时我们没意识到我们做出了一部经典的作品。这么多年了,国内外还都在排演《洗衣歌》,去年,来自国内外的稿费我就收到了两万多。"

人回来了,心留在了西藏

"去过西藏的人,都不会忘记西藏,而当年的十八军更不会忘记西藏,那里是我们战斗过的地方,是我们奉献了青春和热血的地方,所以,我们更不会忘记。"罗念一说。

2010年,78岁的罗念一坐火车回了一趟西藏,"这么多年里,西藏变化很大,看了真让人感动,当年是荒野的地方成了柳梧新区,我让家人推着我在大街上行走,很有一种逛新城的感觉,当时,我又有了创作的冲动。"罗念一说,"西藏是歌舞的海洋,是我的音乐大学,也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遍布我的创作源泉,这里有为我送藏鸡蛋的阿妈,有为我送干肉的老阿爸,有陪我喝青稞酒的藏家大哥,有为我洗过衣服的阿佳,有和我一起劳动的藏族乡亲,有我的孩子和亲人,有和我一起战斗的战友和同事,有我爱吃的糌粑,有我爱喝的酥油茶和青稞酒,有我索取和奉献的一切一切……我走了,但把心留在了西藏,我觉得,不管我用什么方式歌颂西藏都不为过,这辈子和西藏结缘,我值了。如果有来生,我还会选择去西藏。"

那次离藏后,罗念一曾经打算过几年再去一趟西藏,但现在生病了,或许,这个打算只能成为一种愿望。

带病讲述自己的音乐故事

82岁时,罗念一生病了,脑溢血。

罗念一说:"我生病后,恢复得不太好,现在手脚都不像以前那么灵便了。"

但对一个83岁的老人来说,他能不拄拐杖自己走路,已经是恢复得很好了。

生病后的罗念一,依然坚持每天早晚散步,早睡早起,坚持锻炼,这是在部队多年养成的习惯,罗念一说这种习惯让他很受益。

罗念一的客厅里还摆着钢琴,他说现在他并不刻意去创作什么作品,有感而发时才会创作,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约稿,现在西藏一些单位需要主题性强的作品,还是会去找他,他也来者不拒,不是为了钱,只是想为西藏做些事,他把在西藏积淀的东西融入作品中,也把对西藏的思念和爱融入到了作品中。

罗念一现在最主要的事不是养病,而是在创作他的个人传记,没有刻意取名字,暂时取了一个平淡的名字:《罗念一:我的音乐故事》,目前已经写到上世纪70年代了。

"我现在身体不好,进度慢了许多,但我会坚持写下去,四川音乐家协会已经在催我了,要我抓紧时间,他们打算帮我出书。"罗念一说,"写这本书不是为自己树碑立传,也不是要炫耀什么,只是想把自己的创作经验讲出来,看看对后人有没有帮助,也算发挥余热吧。"

罗念一的一生多是作曲,但这次,他在作词——为自己写词,相信他会用自己一生的经历,创作出属于自己最美的作品。

罗念一 简介

罗念一,四川合江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军文工团乐队指挥,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创作组副组长兼乐队指挥、艺术指导,中国音协第三、四届理事和西藏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被评为感动西藏60年人物之一。

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品有歌曲集《美丽的西藏,可爱的家乡》、管弦乐《西藏组曲》等。歌舞曲《洗衣歌》、歌曲《西藏人民永远怀念周总理》、舞剧《进军路上》分别获1964年、1977年第三、第四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汇演作曲优秀奖和创作奖。退休前曾担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委副主任。

朱世武:"阴法唐常喊我小鬼"

这是一次没有预约的采访,也是一次意外的采访,因为采访对象是我在休假时碰上的。在西藏十年,还不知道在安徽老家的农村有一位60年前就到过西藏的老军人——80岁的朱世武,这时候才知道,并不是老十八军都在干休所颐养天年,也有在农村生活的。朱世武是听我姑姑说我在西藏的,或许是西藏这两个字早已经烙在了老人的心底,一听说我在西藏,就说"等他回来我见一下,我想知道现在的西藏是什么样子了,光在新闻联播中看到的点滴西藏让我很不过瘾。"文/记者 刘峥

朱小庄有个朱世武

朱小庄没有出过什么名人,10多年前考上大学、现在成为自由撰稿人和书评人的表弟朱晓剑应该算一个。然后,就应该是这位被忽略几十年的老军人朱世武了。

听说我到了,见过世面的朱世武还特意去农村的小卖铺买了一箱啤酒前来相见,那份盛情和尊重让我受宠若惊。因为,在当地,甚至方圆十里,朱世武是位有脸面的人物,周围的人都会敬他几分。

如果不是朱世武自己介绍他已经80岁了,仅从他的外形看是一点儿也看不出来的——身体精瘦、步履轻盈、头脑清晰、说话干净利索,这不是一个80岁老人的体态。最重要的一点是朱世武习惯理短发,衣服也总是干干净净的,这让朱世武在农村坐在一群农民中间还是很抢眼。

"这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都习惯了。"朱世武说。

能证明朱世武和普通农民不一样的,还有他的那些军功章,有"二野"发的,有西南军区发的,还有西藏军区发的,这么多年朱世武依然妥善保管,很是完好。

西藏的变化

让这位老军人很惊讶

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在西藏待过,见到我,朱世武先说起了自己记忆中的藏语:"吉、尼、松、习;阿佳、格啦、托切哪……"

还真难为这位老人了,60年了,他居然还记得。

"西藏是什么样子?有没有电视上那么漂亮?"朱世武急切地问。

"其实比电视上还漂亮,宽阔的马路、漂亮的高楼、崭新的民居,都是国家出钱修建的,拉萨河上的柳梧大桥、火车站、飞机场,公路更是四通八达,还从不收过路费。物资非常丰富,内地有的,西藏全部都有。那里的孩子上学不要钱,对农牧民的孩子还实行三包——包吃、包住、包学费。西藏的农牧民比内地的富裕多了,最起码比我们这里的人富裕多了。"我的简单概括让朱世武惊讶得瞪大了眼睛。

"真就那么好?"朱世武怀疑地问。

"真就是那么好。"我肯定地回答。

"和我们那个年代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朱世武喃喃自语。

"阴法唐经常喊我小鬼"

作为一名通讯兵,朱世武经常要往返于墨竹工卡和拉萨传递信件,所以朱世武会经常见到十八军的一些大干部,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时任十八军52师副政委的阴法唐,"当时阴政委也很年轻,30岁左右,也就比我大10来岁,但他每次见到我都会喊我小鬼。'小鬼辛苦不?小鬼想家不?小鬼冷不冷?小鬼吃饭没?'他一点架子都没有。他经常挎个军用挎包,见到谁都亲切地打招呼,所以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当年的样子。"朱世武说,"近几年在新闻中看到过阴政委,他都是回西藏参加这样那样的活动,他也老了,能见到他很高兴。我觉得他很幸福,多年后还能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看看,而对我来说,西藏一直很遥远,远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了。"

那些早年关于西藏的记忆

"汽车通了我知道,飞机通了我知道,火车通了我也知道,但我就是没机会亲眼去看一看啊!"朱世武的语气里带着伤感,"要知道,1950年我们去西藏,是一步一步量过去的,不管是雪山还是冰河,我的不少战友就死在了去西藏的路上。"

"去西藏的路上,我们遇到过土匪,打过昌都战役,但战斗中的减员还没有非战斗减员厉害。寒冷、缺氧、疾病,甚至是饥饿都夺去了不少战友的生命。"朱世武的回忆又把他带回到了战火纷飞的艰难岁月,"在金沙江畔,我看到一位牺牲的战友,他的脚还露在土外,我一看木牌上的名字,竟是我们临泉县杨桥的老乡,我默默地蹲下身子,没办法挖土,我就捡了一些石头把他的脚埋了起来,我当时想,不管是作为老乡还是战友,我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兄弟暴尸荒野。"

"到了西藏,我们的部队并没有直接进驻拉萨,驻地当时在墨竹工卡,离拉萨还很远,每次我到拉萨送信或者取文件都是骑马去,一般需要3到5天,下雪天还会迷路。那时候去拉萨的路上并不安全,有一次我去拉萨,回来的路上路过一户农家,本来我该走门前通过,不知道为什么,快到门前时,我忽然勒住战马从屋后疾驰而过。后来我得知,那屋里有几支枪口对着门外,我幸免于难。说是我运气好,其实那是多年的作战经验给我的灵敏嗅觉,是经验。"或许是年代久远了吧,这惊心动魄的场景朱世武竟说得有点轻描淡写。

"但我们当年和藏族群众相处得很好,我们对他们好,他们也对我们好,那种好是真诚的,是发自内心的。只是当年部队规定我们不许和驻地的姑娘们接触,不然,年轻的我们说不定还会谱写一些藏汉情缘。"说到这儿,80岁的朱世武脸上焕发出青春的光芒。

仗义直言 失踪人员成烈士

国家对老革命军人的新政策出台后,朱世武到临泉县民政部门办理自己的相关事务,但他无意中看到了失踪人员名单里,有进军西藏时牺牲的杨桥老乡战友的名字,他立即找到有关领导:"怎么是失踪,我亲眼看到他牺牲时的墓碑,他的脚露在外面,还是我用石头掩盖的。"朱世武很是气愤。

"你能证明?"那位领导问。

"我能证明,是我亲眼所见。你们不相信,我可以带你们去找他的墓地。"朱世武说。

看到朱世武言之凿凿,那位被当作失踪人员处理的军人后来被追认为烈士,让其后人感激不尽。

"有一位干部曾经对我说,你的一句话不打紧,给我们添了多少麻烦你知道吗?我听了很生气,第一我没有乱说,第二是对我牺牲的战友负责,人死了不能白死,什么添麻烦,让一个烈士成为失踪人员就不麻烦?我是凭一个老革命和老党员的良心在说话。"朱世武没有骂人,但语气里充满愤恨。

爸爸妈妈在西藏

张小康在《雪域长歌》出版座谈会上发言。

在我们推出"致敬老西藏"之后,得到了很多"老西藏"的大力支持。张小康女士得知后,特为我们专题提供了一篇稿件。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召集令":我们期待您的回声,我们期望用现在我们的眼光来讲述您的故事,我们时刻准备着!

作者系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之女张小康

我生长在一个与西藏割舍不断关系的环境里。 小时候的记忆, 对很多人来说,也许不会存留什么, 可是对我来说,很多情境却记忆犹新。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那时候刚进城,北京万寿寺一个大庙改造的幼儿园里就是我幼时的家。我很小的时候就懵懵懂懂地知道,我的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不在北京,我不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老师说我的爸爸妈妈在西藏,那里是世界的"大屋顶"。

每逢周末,只有两三岁的我看着其他小朋友一个一个都被他们的父母接走了,大大的房间里就剩下我。晚上,我孤零零地一个人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屋顶上高高的木头椽子,想着爸爸妈妈在的那个"大屋顶",可能好远,好远,那会是什么样……

每次望着高高的屋顶,我只是哭,哭到累了,就睡着了。

西藏在哪里?我不知道。只知道爸爸妈妈是为了那个叫作"西藏"的地方离开了我们。

后来听大人讲,我是大军进藏路上在甘孜降生的第一个新生命时,我才知道我出生在甘孜的一座简陋的藏族土楼里。妈妈生下我才三个月就把我和不满两岁的哥哥托给了别人照管。那时候,我三岁多的姐姐才死去一年。

1951年8月,担负财政工作的妈妈随进藏部队去了西藏。可以想象,作为母亲,当时妈妈是多么地纠结,多么地不忍,多么地难呀。但是,作为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的妻子,必须为全军的女同志作出表率,她别无选择。

在我懂事后的记忆中,父母亲很少提及已经不在人世的姐姐小难的名字。只是偶然我会发现,妈妈注视我的眼神很特别。当我的眼神与她相遇时,妈妈总会说一句我最不爱听的话,小难怎么长得全是我和你爸爸的优点,你怎么会都是我们的缺点呢?看到我不悦的表情,妈妈总会补上一句,不说这些,不说了。我长大以后,父母就更少提及小难的名字。后来看到妈妈的日记我才知道,姐姐出生在战争年代,妈妈临产时,村庄被敌人包围,她只好躲在老乡的牲口棚里分娩。她在日记里记述道:"瞎灯灭火,冷风习习,举目无亲,一边是驴的叫声,一边是我疼痛欲绝的呻吟声,真是难呀!"爸爸妈妈给姐姐起名"小难",是要让孩子记住生她之难、带她之难,记住共产党人度过的那些艰难岁月。

我从老西藏的叔叔、阿姨那里知道,当年在十八军进军西藏的动员大会上,大家好奇地发现台上有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孩子天真可爱,见大人在台上讲话,也站起来向台下敬礼,翘着小嘴说:"叔叔,阿姨,我给你们唱支歌!"说着就咿咿呀呀唱起来。台下的人都欢喜地鼓起掌。"这是谁家的孩子?" 她就是小难——我的姐姐。当官兵们知道这是军长的女儿时,大家都明白了:军长带着女儿到动员大会会场就是要让全军将士知道,我张国华"背女出征"坚决进藏,义无反顾啊!

就在大军将行、万事繁忙的时候,警卫员接连报告父亲,小难病了,高烧不退,嘴里不停地叫"爸爸……"催促他赶快去看看。正主持会议的爸爸只说了句 "我抽不出身,你们去照顾一下",会议继续进行。直到晚上爸爸稍得点空,赶紧往医院赶,可爸爸赶到病床前时,等候爸爸的小难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

十八军的叔叔阿姨都说,小难是我们十八军进藏第一个牺牲的生命。姐姐幼小生命的离去,是我们家庭的不幸,也是当年这支英雄部队无数家庭的缩影。

2001年,82岁的母亲病重,我一直守护在她身边。母亲在弥留之际,眼睛一直看着天花板,神志已经有些恍惚,口中断断续续地喊着"小难,小难,我的孩子……"那一刻,守在病床旁的人都痛哭失声。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以为那段痛苦的经历已经从妈妈的记忆中抹去。可是当妈妈用生命的最后一息呼唤着自己早逝的女儿小难的名字时,那一刻,我才真正知道,多少年呀,父母亲把那种痛彻心扉的情感、那种难以割舍的亲情都一直深深埋在了心底。那不仅是妈妈对孩子的呼唤,那是整个进藏大军、整个一代人用理想、信念和生命对"爱"的铭记。

由于父母亲常年在西藏工作的原因,从小到大,我从他们和周围人谈论的话题中经常听到"西藏"这个词,经常听到关于西藏的人和事。几十年,这些与西藏有关的人和事,早就变成无数的画面,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很多年里,发现美国没有建军节,只有"退伍军人节",那是美国传统文化里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一天,精神抖擞的老兵们,身着当年的军装,高举当年的军旗,胸前戴满勋章,昂首挺胸地走上街头参加游行——人群里有坐着轮椅的老军人,由他们的儿孙扶椅而行。场面隆重盛大,充满激情。他们是国家的骄傲,更是家族的骄傲。街道两边无数前来助威的人们,不断向老兵们热烈鼓掌,欢呼致敬,献上鲜花,以表达对他们的热爱。显然,那份发自内心的敬重已融进美国人的血液。一首《老兵不死》的老歌传唱至今。

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我们自己的老兵,禁不住把我所知道的中国西藏老兵的故事讲给海外的朋友,这些故事深深地吸引和感动了他们。他们惊讶地说,从不知道在西藏还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从未想到过世界上竟有这样一支军队!于是,不断地有人要求我:"你一定要把'老西藏'的故事写出来。告诉国人,告诉世界。"

回国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寻觅老兵们的人生轨迹。我找到当年和父母亲一起战斗生活的那些"老西藏",走遍所有能够走到的地方;一头钻进浩瀚的书籍和资料的海洋里,穿过时空的走廊,感受那些峥嵘岁月。

那是发生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了祖国的统一,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派出的部队,执行中央决策,从四川、青海、新疆、云南四个方向向西藏挺进。他们在极其恶劣的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自然条件下,徒步超负重行进近三千公里,成为人类高原行军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我看过许多有关西藏的回忆录,听过许多长辈们的讲述,大多是关于那个时代发生的大事记,或个人的经历。汇集在一起时,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故事都不只是发生在某一个人身上,而是那几万人的共同。他们面对着共同的困难,他们遵守着共同的纪律,他们坚持着共同的理想,在他们身上有着一个共同的支撑,那就是"信念":为了多数人的幸福,宁可牺牲个人的利益。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把原本属于自己的生命权、健康权乃至情感权都无条件地割舍,以换取民族团结和祖国边防的安定。他们不是几个人,不是几个群体,而是整整一代人。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个时代,我看到了虽离我们远去却时时激荡于心的那个时代。

我们是直接接触过他们的一代人,我们的历史责任就是让子孙后代了解他们,让历史永远记住他们。就这样,在我内心迸发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一定要把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记下来!讲出来!这,就是本书产生的初衷。这,也是我对良心的承诺。

这本书里的主人公是一群普通人。他们中有军人,有地方干部,有教授、研究生、大中专毕业生,有原国民政府驻藏机构的专业人员,有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也有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他们有着不同的家庭出身,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生经历;他们来自汉族、藏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彝族等多个民族。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组成一支特殊的大军,他们爬雪山,过草地、冰河,风餐露宿,艰苦卓绝。他们把自己人生中最美好、最精彩的一段都贡献给了西藏。最终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神圣使命,实现了"将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的誓言。其间,数万名干部战士用他们的青春、热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在雪域高原上书写了催人泪下、千秋不朽的篇章。正是他们的一言一行,让藏族人民认识了解放军,相信了共产党。

我只想说,古今中外,无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都有自己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英雄,他们的精神永生永存,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

吴光旭:笛子吹出最浓的西藏情结

我的父亲叫吴光旭,在18军从贵阳打到宜宾时,当时要征招一批文艺兵,他就报名参军了,成为18军54师文工队的一名文艺兵,专门吹笛子。

群山巍巍,江河荡荡,军旗猎猎,炮火隆隆,穿上军装的父亲,带着男儿志在四方的满腔热忱,和他的文工队组成了进军西藏的威武洪流,把革命的士气和高昂的斗志,台上台下走到哪里播撒到哪里。

在文工队里,父亲是工作狂,进藏途中,不论走到哪里演出准备道具、搭戏台时候,他都做在前想在前。搭戏台是一项较难的活儿,父亲爬上十多米的高的地方来一个"倒挂金钩"拴绳子拉帷幕,一干就不计时间,大脑因为经常缺氧,头上的血管暴出皮肤,以致后来他得脑瘤与这种情况有相当的关联。由于他的出色表现,被评为模范团员并获得三等功。

父亲也是一个学习勤奋的人。18军到达拉萨后不久,成立了藏干校社教班,上级抽调他去藏干校当教员,学员大都是当时西藏上层的贵族和有一定名望的人士,主要工作是通过教学起到统战的目的。教学是没有界限的,为了适应教学要求,父亲专门学习藏文,和当地群众交流,即学即用,也时常辅导那些农奴的孩子,教授他们文化。课余就收集藏族民间谚语、歌谣、故事等等,翻译一些古老的藏族民间文学作品,在书籍上发表,这在当时的工委藏干校是出了名的。父亲学到的藏文已达到很高水平,有时候他急了想表达什么,一出口的不是汉语而是藏语。

民主改革结束后,我父母亲又调到了咸阳西藏公学院当教师,为了加强自己的文化素养,父亲每天恶补文化。那时候我和哥哥已经呀呀学语,母亲要备课,还要带我们,实是很辛苦。而我父亲埋头学习唐诗宋词诗经、中国历史地理的时候,眼里只有他的世界,顾不上管我们,母亲对他颇有微词,他却依然乐此不疲。五七年张国华将军到西藏公学院来视察,讲话需要一个藏文翻译,学院推举父亲当翻译,当时他离开西藏已经好几年了,怕藏文生疏了,忐忑着翻译,不想效果奇好。

在公学院当了几年教师,父亲心心念念想回西藏,他对西藏那份痴迷已经到了骨子里。在他一再要求下,组织再调到西藏昌都地区文教局工作,我和哥哥就寄托在成都西藏工委子弟校。时值文革期间,工作时间不多,他又迷上了写作、书法、国画、跳舞,没有大毛笔就用烂扫帚当笔,纸张铺在地上,脚踩着纸边醮上墨汁写,那一手隶书魏碑,很有大家气韵。他还经常教授围绕在他身边的姑娘们跳舞,一出《红军不怕远征难》舞剧,父亲在里面手擎红旗,身着红军军装第一个登台亮相,那扮相那风采,倾倒了多少人呀……

在那个火红动荡的年代,我们相见的时日太少太少。当父母来工委子弟校接我们的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认不得他们的模样,一度还怀疑过他们是不是坏人。

全家共聚只要在一起,父亲都会不辞辛劳满足我们的需求。那时物资匮乏,为了让我兄妹吃上卤鸭子,他在太阳下排队三个多小时;他还研究做菜,变作花样和味道让我们通过舌尖上的感觉,弥补长期离别的愧疚,体味他一片良苦用心。我从他手上传承下来一道"糖醋鸡蛋",至今受到家庭热捧不衰,成为我们追忆他缅怀他的经典之作……假期到了,父亲匆匆回西藏,一直忙碌着那个时代决定命运的事情。

后来父母接我们也到了昌都,生活没有几个月,就查出父亲得了脑瘤,身体左边半瘫,行走相当困难。为了治病,父亲不得不离开他热爱的西藏,经过多方医治和多次头部手术,他仍然撒手人寰,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包含热泪下写下父亲的一生:一个英俊聪慧多才多艺的军人,一杆笛子吹得出莺歌燕舞,一手隶书和魏碑饱含了秦风汉赋;1950年12月参加18军54师文工队进军西藏,荣获过三等功和模范共青团员、先进工作者;当过教员、翻译,会写藏文说藏话,研究藏族传统文化方面颇有建树;热爱舞台演出。即使在病中,也顽强地锻炼身体,与病魔作不懈的斗争,还惦记着回西藏; 一个杰出的作家一个多情的教师,在35岁那年患上脑瘤,一病八年,将青春和生命献给了他热爱的西藏,结束了光辉的一生。

2015年4月15日  写于成都

作者:吴微,吴光旭女儿,女,汉族,文化程度大专,中共党员,正处调研员;四川省散文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一九七五年十月参加工作,曾在西藏波密、西藏昌都地区工作,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内调至成都,在四川省文联工作,现退休。

一直以来喜欢文学写作,但水平有限,于是努力耕耘加强自学。父母曾经是18军军人,我和他们一样对西藏有深厚的感情,希望用自己的心歌颂西藏,写出西藏的变化,满足眷恋西藏的那份情。

难能可贵:纪念爱泼斯坦

今年4月20日是国际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战士爱泼斯坦同志诞辰100周年。

爱泼斯坦同志生于波兰华沙,两岁就随父母移居中国,在天津度过童年和学生时代,十五岁开始新闻工作生涯。中国人民近百年的苦难抗争以及与斯诺等进步友人的相识,使他逐步走上同情与支持中国革命的道路。作为有正义感和进步思想的记者,在抗日战火中,他深入前线和抗日根据地作现场采访,向各国人民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英雄业绩。1938年以后,他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从事国际宣传工作。编辑出版《新闻通讯》,为广泛争取国际人士对中国进步事业的了解与援助作出艰巨的努力。他协助宋庆龄创办《中国建设》,真实报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人民的新生活,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与友情,为开拓我国对外传播事业作出可贵贡献。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他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为中国人民最可信的朋友。1957年加中国籍,1964年加中国共产党。

爱泼斯坦作为杰出的新闻记者和作家,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和边陲各地。他悉心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以他的革命激情、求实的文风和勤奋耕耘的精神写下了6部有影响的著作和大量新闻通讯和其他文章。这6部著作包括《人民之战》、《我访问了延安》、《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从鸦片战争到解放》、《西藏的转变》、《中国现代化的先躯》(孙中山、宋庆龄)、《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我们感到其中难能可贵的是《西藏的转变》这部著作。那时向外界报导西藏情况的少,报导真实情况的更少。他为了写好这部书,30年间克服艰难险阻4赴西藏高原采访,对藏族同胞的深情十分感人。我们俩就手中有的《从康藏公路去拉萨》、《日喀则的两拉姑娘》、《拉珠一家》、《农奴出身的藏族干部在斗争中成长》、《西藏变革》以及其他报导等,重温一遍。爱泼斯坦同志文章对西藏腐朽残酷农奴制的淋漓尽致的揭露,奴隶们受压迫剥削的悲惨生活、他们渴望解放翻身改变制度的乞求,奴隶解放后参加工作特别是当家作主努力工作的喜悦,以及西藏在共产党领导下逐步改变社会面貌、交通、环境、为人民谋福利的情景,……,让我们1950年进藏,又亲历见证西藏这些年变化的"老西藏",重温这段历史,对书中说的人和事栩栩如生,就好像发生在昨天,永世难忘。这些文章在当时谣言满天飞的历史条件下,对宣传西藏,以正视听,起了很大影响。这些年,西藏较当时有很大变化发展,特别是火车通后,西藏与内地距离拉近了,已成全国人民、世界人民向往的美丽的旅游胜地,假如爱老在天有灵,能看到感到,该是多大的安慰。

我与爱泼斯坦同志相识早在1954年江孜大水后,他是外交部组织的8国记者采访团成员,当时我任江孜地委书记,我向记者们介绍江孜1954年7月17日发大水灾的情况经过,党组织群众抗灾恢复生产生活,重建新家园,以以赈救灾的办法修建日喀则至江孜亚东公路,……,救灾工作中共产党为民争利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争论斗争的一些故事,记者们听后很感兴趣,也很赞赏。

第二次与爱泼斯坦夫妇见面是在198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那时我是中央代表团的副团长。回京后,我们也时有来往,互致问候。

在爱泼斯坦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更怀念十分关心西藏人民发展事业的老朋友,祝他走好!他对西藏的期盼一定会实现!

(作者:阴法唐)  

苏流我们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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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得知苏流同志突然病故后,(非常悲痛,我和法唐携子女即刻赶往家中看望老伴陈惠亭同志和子女,并参加了三月二十五日在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

苏流同志1938年参加革命后,曾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至今背部仍留下碗口大的弹片疤痕。解放战争后随十八军执行解放西藏任务,进藏他在五十二师解放昌都战役中任手术队长,在高山缺氧,补寄困难,医疗器具短缺情况下。随部队急行军,追击敌人,救治伤员,部队驻军时随部队参加修康藏公路,抢救工地病号,《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解放协议》签订后,为开展地方工作1952年响应党的号召,集体专业,参加了江孜地区卫生院和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进行建院工作,为西藏工作的事做出了很大贡献.内调后,由于对西藏的深厚感情,59岁时第二次申请进藏后获准后直到离休.

据我了解他在江孜卫生院情况是这样:在西藏建立医院,免费为群众治病,本是好事,为坏人造谣污蔑,初期没人敢来看病这场斗争中苏流带领医院全体人员做了不少工作,经过耐心宣传治疗,开展统战工作,特别是给达官贵人治病后,以及有了危重病人救治的事例,影响迅速扩大,有的手术苏流亲自做的.医院影响逐渐扩大,一些农奴开始瞒着主人来医院看病,不到半年,门诊部病人从开始的冷清变成了络绎不绝.

(作者:李国柱)

印象张小康

初次见张小康是去年十月底西藏传媒集团在西藏藏医学院为张小康新书《雪域长歌》组织的一次"老西藏精神"报告会上,当时有些惊愕。俗话说:将门虎子,印象中的张小康应该是一位刚毅要强、威武雄风的将门之后,但事实上,她平静安详得有些"寒碜"。

年过五旬的张小康,一头灰白的短发,已经是十月底了,仍穿着一件灰色的略显陈旧的单薄外套, 全身没有任何首饰装饰,一路走来,一路微笑着与大家亲切交谈,仿佛不是为了某场活动而聚在一起,那种老熟人之间的亲密就像是自个儿回到了娘家,见到了亲人般的舒适和自然。

自小便与父亲远隔千山万水的张小康,从小便与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从父亲张国华率领18军进藏开始,她的脑海里便萌发了"西藏的种子",50多年来,她的心始终没有离开过父辈们战斗过的这片热土。

如今,张小康仍在为弘扬"老西藏精神"奔走着、忙碌着。这些年来,她联络走访了许多当年随父进藏的老战士以及他们的子女后代,在张小康的眼里,父辈们当年的英雄事迹是雪域高原的一段史诗长歌,是该被铭记和传颂的。

虽然张国华已离世多年,但在子女们的心中,父亲从未远去,他已经和战斗过的雪山草原融为了一体,生生不息。

拜访罗念一

接到采访函批复的消息,我立即赶到位于成都武侯祠附近的西藏成都干休所,负责接洽的干休所办公室主任肖远志说:"先安排罗念一吧,他从来不拒绝西藏媒体的采访。"

刚刚午休完的罗念一,热情地与我握手,但可以明显感到他的右手使不上力,他解释说,那是生病后没有恢复好的缘故。

罗念一的家里很简朴,客厅里堆满了他多年来的作品和相关资料,整整堆成了一面墙。

83岁,又有病在身,我很担心罗念一的身体吃不消。看着采访时不断轻微调整身体姿势的罗念一,我试探地征询他的意见:"罗老师,要是太累,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

"不累。"罗念一回答得很干脆,"接受西藏记者的采访,我不会觉得累。"

退休几十年了,罗念一还能说一些藏语,但因环境的关系,还是忘了不少。他告诉我说,你们报社所在的朵森格路,朵森格就是石狮子的意思,以前,就是现在西藏军区附近有石狮子。在藏十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回藏后,我向《西藏日报》藏文编辑部的老师核实,他们说罗念一说的没错,朵森格就是石狮子的意思。

看来还真是我孤陋寡闻了。

罗念一说,回味以前的经历,几十年前的事在眼前呈现的还是一个个清晰的画面,而且聊起来当年,激情还在,所以会很兴奋。

看来,他说的接受西藏记者的采访不会觉得累,这话不是客套。

罗念一正在写他自己的人生故事,暂名叫《罗念一:我的音乐故事》,四川音乐家协会已经表示要帮着出版。因为生病后手不是很方便,记者试图劝他来口述,找人整理,但他拒绝了,"还是我自己做心理踏实些。"

我对罗念一说:"等你的书出来,我一定去买一本好好拜读。"

"不用买,我送你。"罗念一干脆地说。

"从西藏回来,到我家聊天,随时欢迎你。"临走时,罗念一向我发出了邀请。

将军谭冠三:西藏第一农民

谭冠三(1901—1985),曾用名谭才儒、谭年春。湖南省耒阳市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任西藏军区政治委员、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二书记、监委书记、西藏政协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成都军区顾问等职务。文/记者 杜冬

在苹果树下安息

就故乡而言,出生湖南的谭冠三将军和江西人张国华将军是邻居;就履历而言,他们两人都是上过井冈山的老红军;就年龄而言,谭冠三比张国华大了13岁。相对于独当一方的战将张国华,谭冠三的革命生涯一直献身于政治工作,可谓是我军的政治工作发展史。其出色的政治能力很早就得到了包括毛泽东、邓小平的大力赞许。.

1985年,谭冠三将军去世,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八一农场的苹果园内。这是他领导十八军战士在拉萨开拓的第一个农场。如今,谭冠三将军的陵园依然在这里,只不过距离最初安葬的位置有所偏移:八一农场如今成为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区,学院规划发展,涉及到原先建立在一片苹果园上的老将军墓地。将军夫人李光明得知后,同意将墓地向东北方向后移50米,说:"这符合谭冠三将军的遗愿",她逝世后,本人的遗体也安葬于此。

我们走进了位于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内的谭冠三将军陵园,走进了气氛庄严的纪念馆,来感悟为什么一位将军要选择在苹果树下安息。

手握锄头的将军

十八军出发解放西藏时,时任中共西南局书记的邓小平曾送了谭冠三等人十二字"锦囊":"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可见压在政委谭冠三肩上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初来拉萨的十八军战士最重要的工作,是养活自己。

当时解放军进藏之初,因为公路尚未修通,部队给养供应十分困难,甚至只有豌豆、胡豆、青稞麦粒充饥。1952年8月,在谭冠三的主持下,创办了西藏军区第一个农场——八一农场。后勤大于天,如果后勤弄不好,很可能战士们不会在战场上倒下,却会败给饥饿。谭冠三将军绝不是只做表面工作,而是常住八一农场,和战士、工人、农民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展览馆里,有许多将军和战士一同挥锄撒汗的相片。

1953年秋收时节,农场丰收了,谭冠三特意邀请了西藏的爱国上层人士到八一农场参观,拉萨河边的荒地上种出了番茄、辣椒、黄瓜、芹菜、菠菜等十几种蔬菜。许多拉萨城的流浪汉、孤儿,也被谭冠三将军亲切收留,在农场中自立更生,过上了新的生活。在这其中,就有藏族著名学者根敦群培先生的妻子和女儿。先生过世后,他的妻子玉珍和女儿流离拉萨,生活朝不保夕。此时,八一农场向他们敞开了大门,玉珍先是在地里工作,后来又担任了仓库管理员,还入了党;她的女儿则由国家出资,学习兽医技术,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兽医直到退休。可以说,这座农场不但改变了拉萨的面貌,也改变了许多流浪儿和穷人的一生。

守望西藏的土地与孩子

苹果有多么重要?在西藏自治区最初的那些岁月里,水果是稀罕的产品。想要在西藏扎根,就不能总是依赖从内地运输水果、蔬菜。

在西藏时,谭冠三将军带着农业技术员步行勘察拉萨河两岸的土地,收集了十二口袋草籽和土壤标本。回内地时,他还会特意从内地带来果树苗等,甚至请果树种植专家来西藏指导。苹果园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谭冠三的悉心栽培下,他亲手照顾的小苹果园获得了丰收,这香甜的苹果被称为"将军苹果"。

"将军苹果"在西藏各地开始了种植,其中规模最大的果园之一就是位于林芝地区米林县的米林农场。至今,农场职工们依然居住在那里,虽然当年赫赫有名的"将军苹果"树已经不在,但农场职工的脚下,新兴的农业大棚连绵直到雅鲁藏布江边,种植的也不仅仅是苹果,还包括油桃、西瓜和圣女果。而这一切,又都是从谭冠三将军开始的。

历朝历代的将军,都以军功为荣。谭冠三将军并非没有军功,他是1929年参加秋收起义的老红军,1959年西藏平叛开始时,由于张国华将军当时在北京,最艰难的平叛初期工作是由谭冠三指挥的,他举措果断,指挥若定,一派名将风度。

但他又不像是个将军,他在西藏最开心,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开荒、种地、修路、架桥。他没有留下宏伟的纪念碑,留下的却是苹果树。后来因身体原因去内地修养时,他还让人从拉萨带回来一把开荒时磨秃了的十字镐和半截筑路部队用过的钢钎,陪他度过不在西藏的日子。将军的最后时光,怀念的依然是西藏的土地。

我们走出谭冠三将军纪念馆,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的上课铃声刚响。这座建立在八一农场故地上的学校,依然以农学为其根本,还有农林系、畜牧兽医系等,当然也不乏旅游系、机电系、财经系、电子信息系等。守望这片热土,守望着朝气蓬勃的西藏孩子们,正是将军不变的心愿。

会说话的文物

寻访的目的一在于收集和实证,二在于过去和现在的彼此关照与再发现。

从史学角度来说,确立了我们所在的时空坐标系,才能更好地确定我们自己的位置。

我在西藏军区军史馆参观张国华将军诞辰一百周年展览,又去西郊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内祭扫谭冠三将军的陵园。这都是静态的展览,照片、手稿、旗帜静悄悄地和我隔着一层玻璃。一个人、一段时空、一段历史,被浓缩在短短百米之内。

然而文物也会说话,那捷克制7.92毫米气冷式"歪把子"机枪,曾经在什么人的手中发出过怒吼?光滑的锄头,是哪位军人或者农民的手汗曾将他沁透?如今布满灰尘的旗帜,曾经被多少人目光灼灼地看着,由将军交到士兵手里?

张国华将军在林芝地区调研的手稿,写在几个字迹密密麻麻的小本子上,笔记匆忙而认真,可见将军郑重其事的心态;谭冠三将军给儿子的信,都以同志相称,谆谆教导,这是革命战友般的友谊,还是沉默寡言之下深沉的舐犊之情?

这些熟悉的、响亮的名字,我们真的懂他们吗?无论是将军,是军医,是士兵,我们真的理解他们吗?

采访过程中,有些老战士的子女也感叹,听父亲、母亲说的那些不可思议的牺牲、苦难和激情,孩子们感叹,父母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啊?

于是,寻找"老西藏",在我看来,是重新解读那些我们囫囵吞枣的记忆。(杜冬)

关于老西藏他们有话说

芦继兵

那几个“特别”不说明问题,放到哪里都可以。但“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无私奉献”才是真正的老西藏精神。无私、忠诚、奉献,才是老西藏精神的精髓。

西藏对中国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十八军在全国已经解放,大部分部队安居乐业的情况下,为了解放西藏,自己挑选了重走比红军长征还要艰难的道路。

西藏群众就是通过老十八军的言行,认识了共产党,相信了共产党,甘心情愿的跟着共产党走向社会主义。

在今天一些高级领导中大力提倡“老西藏”精神的人,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三个字有多么的沉重,多么的令人心酸,多么的无奈。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讲,当年18军将士的这种极端的无私、利他行为和想法真是不能想象的

无论是当年进军西藏的上万名18军将士,还是后来建藏的干部、工人,为维护祖国疆土的统一、为结束中国大地上最后一个封建奴役制度、为维护包括藏族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的尊严,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生命禁区。在语言不通、文化不同、政策不明、诺言不曾兑现的情况下,将克己、奉献看成几近宗教戒律而不得违反。他们不仅仅是将自己的美好年华甚至生命留在这片广漠的土地上,他们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子女。只要看一看西藏军区有多少干部战士终生留下高原引起的种种疾病,只要看一看西藏工作过的干部、工人和家属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处于单亲家庭状态,只要看看一看藏二代有多少孩子患有高山引起的先天性心脏病,而所有这些牺牲至今没有任何人提出任何补偿。

那些将自己的鲜血洒在风雪高原,那些将自己的忠诚刻在喜马拉雅群山上的18军将士们,就像是那座巍巍的珠穆朗玛峰一样永恒、庄严,让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仰望,让我们想起他们时眼里永远热泪盈眶。

燕子

老西藏精神也在岁月的变迁中得到不断继承和发展。18军进藏、筑路和生产任务的胜利完成,孕育了“老西藏精神”,驻藏部队在平叛斗争、民主改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展了“老西藏精神”,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思想阵地的激烈交锋,升华了“老西藏精神”。 “老西藏精神”是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与西藏革命建设特殊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驻藏部队几代官兵同西藏各族人民一道前仆后继、百折不挠、 英勇奋斗凝结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

湖南姚文

守候这个频道,为那一段最艰辛的历史,为曾经热血青春的父母。

雪域浪儿

我亲爱的父母,你现在是我最爱的人。

申竹林

5O年从云南进军西藏,挺进察隅边防,在西藏工作生活了29年,对西藏了解和生活时间,比故乡时多得多。尤其对察隅边防地区,我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62年我率部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瓦弄地区作战,保卫了祖国边防,打出了国威、军威。

  我对西藏有较深的感情,热爱他、留恋他,把西藏作为我的第二故乡。人们称我为老西藏,这是一种荣誉,是一种精神,老西藏就是要有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为西藏献出青春献终身,献出终身献子孙的精神! 祝愿西藏繁荣富强!人民幸福!

肖潇

西藏是一个缺氧不缺精神的地方,我在西藏也呆了30年了,什么艰难困苦都经历过,大家共同熬过艰苦岁月,为西藏的发展做了不少贡献。现在邻里之间,同事之间非常的团结友爱,一家有困难,大家共处理这话一点也不夸张。比起内地人与人之间冷漠的态度,老西藏的这种做事态度,互帮互助精神肯定得传承下去。

拉巴次仁

老西藏的精神实质是分不开党的革命精神,听父辈讲当时到西藏援藏的都有一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能自觉遵守党的方针和政策,有着明确的组织纪律的观念。其实我们这些后辈对老西藏要存怀敬意,感谢老西藏,现在才能拥有幸福安康的生活。

冰雪不语寄情你的青春

谢法海和妻子。

“我的青春都留在了当时最艰苦的西藏,有机会我还想去西藏看看,”这是采访过程中,谢法海法海老人对我们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我们深知“西藏”这个熟悉的字符对一个进藏工作生活将近23年的十八军战士的意义,她已经深深融入到这位耄耋老人的血液里。

一定要当八路

谢法海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家里没有土地,母亲就和妹妹常常去街头乞讨,而自己也到附近的小学帮忙烧火、洗碗,只为能够填饱肚子。“我感觉自己家穷,生活苦,只有把文化学好,才能有一条活路。”他回忆说。可是小学毕业后,他被迫辍学在家帮助母亲做家务,有时还要做一些卖祭祀品、水果、馒头的小生意贴补家用。 

当时家中唯一的劳动力大哥,被国民党抓了当作壮丁绑到了前线,留下家中年迈的母亲和幼小的孩子。 “当时我也亲眼看到了国民党部队鱼肉百姓的其它暴行,”老人回忆道:“有一次,国民党对老百姓强行征粮,让老百姓自己用推车把粮食送到几十里地外的军营。当时夏季天气很热,路上中暑的老百姓躺了一地,国军理也不理,只顾着催粮,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我读过点书,就偷偷在心底想:国民党这么对待老百姓 ,简直和土匪无异,这样的军队长久不了,这样的政府注定会被推翻!” 一颗革命的种子已悄然埋在了老人的心底。

“后来听人说,八路军抗日很积极,是穷人的部队而且家乡附近的地区已经有八路军活动。于是我就整日盼着八路从村口过,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了,这辈子一定要当八路!”因为激动,老人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眼神却很坚定。后来,他循着国共双方交火的枪声在新蔡关津追上准备挺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加入52师,从此与18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是背着妈妈参加解放军的,当时家乡还是国统区,解放军的家属会遭到迫害。后来家乡解放了,我才告诉妈妈,妈妈比较开明,支持我参加革命队伍!” 老人欣慰的说道。

睡着了就再也醒不来了

从青海转战昌都行军途中,谢法海和其他战士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断水断粮,不分昼夜徒步前进,翻越海拔六千多米的高山,风雪交加,偶尔还会遭遇雪崩,高原反应引起的心脏病突发或肺气肿是无形的杀手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睡着了就再也醒不来”是谢法海老人在进藏途中最深刻的记忆,老人说,“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小战士饿晕了,倒在地上,根本就爬不起来了,临终前他还用右手指着昌都方向,眼睛瞪着,嘴里好像在说些什么。”老人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其实我们都理解他的意思,他想解放西藏,解救农奴,可惜他没等到那个时候!”说完,老人沉默了一会儿,我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明显感觉到他话里带着遗憾。战士渡金沙江的时候,缺少工具,战士们就学制作牛皮筏子,但是最多只能容纳4个人。“当时水势很大,用惊涛骇浪形容也不为过,牛皮缝制的船稳定性很差,很容易翻船的,牺牲的同志也不少!”老人还清楚的记得当时的情景,不停地用手跟我们比划。

抓了一个“大鼻子”

侦察任务完成后,先遣支队随部队和平解放西藏。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西藏地方政府 在英国特务福特的怂恿下,悍然对解放军发起攻势,解放军无奈进行还击。刚开始交火,藏军就接连溃败。解放军在藏军撤退的必经之地恩参截断了藏军的后路,不久,阿沛·阿旺晋美命令藏军投诚。老人告诉我们:“这次战斗消灭了藏军7个代本(相当于今天团级编制),5000多人。”

“在部队清查俘虏时,一个戴着狐狸皮帽子,身穿黑色夹克的人混迹在俘虏中间,埋着头不说话。我们连长感觉奇怪,走过去一下子把他揪出来,果然发现他不是藏军,是个‘大鼻子’。当天我们就派人把他押到昌都。后来知道他就是英国特务头子福特,这件事可震惊了国内外呀!”说到这儿,老人呵呵的笑了起来。

谢法海现居住环境。

智救藏族女娃娃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叫旺姆的藏族女娃娃”,老人回忆道,“当时他们是在藏区调研返回的途中,暂住在一对藏族老夫妇的帐篷里,这对老夫妇有一个15岁左右的女娃娃。恰巧有几个催粮回来的藏兵也要在这家借宿。

与采访学生。

当时,一个藏兵把一根马鞭挂在门梁上,瞬间藏族老夫妇的脸色就变了,满脸的焦虑。看到这种情形,我就悄悄的问这对藏族老夫妇“那个藏兵把马鞭挂在门梁上是什么意思?”这对老夫妇就说出了其中的缘由。原来在门梁上挂马鞭就是晚上让女娃陪藏兵睡觉。我们几个同志当即围在一起商量营救女娃的对策。我试探性的问藏族老大爷“姑娘愿不愿意逃走?愿不愿意到我们的学校接受教育?”老大爷连声应允,央求我们救救孩子。于是,我立即写了张条子,让姑娘带着条子趁天黑到冲吉林卡(今西藏大学)去找一个叫王志敏的阿姨。

与采访学生。

天一黑,女娃就带着条子上路了。女娃娃终于脱离了魔爪。后来听说我介绍去的这个女娃成绩特别好,很快被送到北京民族学院学习了,据说后来还上了军校。”说到这时,老人抑制不住满脸的自豪和喜悦。

与采访学生。

一份文件也不能少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谢法海因为精通藏汉双语被破格提拔为编译科副科长,后西藏自治区成立后,选调到机要师担任秘书一职,负责党内机要文件的整理和保存工作。

谢法海与西藏民大民研院学生交流。

文革期间,法制破坏,社会混乱。打倒的农奴主在帝国主义的鼓动下意欲复辟政权,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局部叛乱,形势岌岌可危。机要师的绝密资料也面临着被抢夺破坏的风险,他立即向西藏军区申请了一个排的兵力驻守保护。直到1970年西藏革委会把文件全部安全接收,一份文件也没有少。如果当时这些绝密文件被破坏或者落入帝国主义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文/图:西藏民族大学 关碧君 于光辉)

青春无悔永远的西藏

父母同为十八军战士的夏丰虽然没有出生在西藏,也是地地道道的“藏二代”。她曾在高原上度过了5年的少年时光。对于这片父母奋斗了30多年的热土,夏丰也有着特殊的感情。自己的父母为这里奉献了青春与汗水,尽管他们心中也会存有遗憾,却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的选择。她相信,如果时光倒流,爸爸妈妈依然会斗志昂扬地为西藏奉献。

父亲一生的荣耀

夏丰的父亲夏时清,老家在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进军西藏之前,夏时清是清水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副县长。并非行伍出身的他在当时得到动员地方干部加入和平解放西藏队伍的通知时,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作为一名上世纪40年代的老地下党员,在这种时候从来不需要别人动员。通过了政审和体检等一系列审核后,夏时清穿上军装,准备向西藏进发。

夏时清所在的部队属于十八军的独立支队,所以他们没有跟随大部队从西南方向进军西藏,而是由兰州出发,越过青藏高原进驻拉萨。1951年7月20日,向西藏进军的命令下达了,独立支队的年轻人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队伍浩浩荡荡离开兰州,开始漫漫征程。 

夏丰母亲王贵民。

从西北方向进藏的这支独立支队日子没好到哪儿去。翻越日月山、攀登诺木岗山峰、通过满是沼泽的果洛区、徒涉黄河、跨越唐古拉,每一件事搁到现在都是可以拿出来炫耀的壮举。

夏家姐妹三人合影,左为两岁时的夏丰。

但当时,包括夏时清在内的十八军官兵们要经历人们根本无法想象的艰苦,才能完成这些。痛苦的高反已经不用提了,那是如影随形的感受;气候的恶劣也习以为常,他们当时几乎每天都在滂沱大雨或者风雪交加的天气下行军,衣服永远都是湿淋淋的,晚上在草地上露宿,早上起来霜雪满身。

除此之外,在经过西海西部重镇香日德时,他们还要随时做好战斗准备,那里的哈萨克族乌斯满匪徒可不是好惹的,就算不主动去招惹他们,也挡不住他们来主动骚扰。

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独立支队在1951年12月1日进入拉萨城,和同样历尽了千辛万苦,由昌都进军的十八军胜利会师。

进军西藏的故事,夏丰从小到大听父亲讲了无数遍,她知道,那是父亲一生的荣耀。而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给父亲带来莫大安慰与幸福感的一定是与母亲的结识。

母亲迟了35年的相见

夏丰的母亲王贵民是北京市密云县人,出生于书香门第。良好的家庭环境让她自小无忧无虑,性格开朗,爱唱爱笑的她还喜欢舞枪弄棒。长大后,这个被人称作“笑笑”的女孩投笔从戎。

1951年,她随同十八军独立支队进驻西藏。1952年国庆节前夕,经组织批准,与自己的战友夏时清结为亲密爱人。当时,他们与其他4对新人举行了集体婚礼。从此,两人携手走过了39个春秋,养育了5个儿女,共同经历风雨,分享幸福,直到1991年夏时清因病去世。在王贵民撰写的一篇缅怀丈夫的文章中,尽管她称丈夫为“时清同志”,浓浓的深情依然力透纸背。在文化大革命那段艰难岁月里,夏时清也由衷地对妻子表示,“我的眼光还是不错,找了你这样一个善良通情达理的妻子,这是我一生是最大的幸福。”

然而,在这样一个美满的爱情故事背后,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人。“我妈在进藏前有一个感情特别好的初恋情人。”这段故事夏丰虽然不完全了解,大致的脉络还是知道的。

这个初恋情人是王贵民姑父手下的一个军官,两家门当户对,大人们有意撮合,他们两人也情投意合,一切按部就班。然而,1951年,两人所在的部队要兵分两路,一路要开赴朝鲜战场,一路则要向西藏进军。身为军官的心上人被分配到去朝鲜,只是小战士的王贵民有自主选择权,然而,心上人沉甸甸的一句承诺让她决定好好保全自己,等待重逢的那一天——“你去朝鲜太危险了,我一个人去就好,你在西藏等着我,战争结束了我就去西藏找你。”

西藏的日子同样艰难,只是心中怀有期盼就不会觉得苦。可是,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心上人战死沙场的噩耗。伤心绝望的王贵民熬过了那段生不如死的日子之后,开始慢慢被战友夏时清的贴心关怀所打动。王贵民之前的这段故事,夏时清也知道,他们都觉得过去的就该消散风中,未来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

命运的玩笑总是开在不恰当的时候。1956年,王贵民正在孕育她和丈夫的第三个孩子,却被告知,当年的心上人从朝鲜战场回来,已经来到西藏希望和她相见。这个曾经日也盼夜也盼的喜讯如今却成了晴天霹雳。为了顾及丈夫的情绪,顾全自己的家庭,最终王贵民拒绝见面。谁也不知道她当时经历了怎样的痛苦纠结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从那以后,王贵民狠心把这个人从心底抹去,踏踏实实经营着自己的小家庭。直到1991年丈夫罹患肺癌去世后,已经年过花甲的王贵民在姑姑的联系下,与初恋情人见了一面,这场见面迟到了35年啊。好久不见,相顾无言,问一句“你过得怎么样?”答一句“挺好的。”再问一句“你丈夫怎么样?”再答一句“挺好的。”然后,一别便是一生。

夏丰母亲王贵民与其表姑、表妹合影。

“我们这边5个兄弟姐妹,人家那边也有3个儿女,我妈就觉得没必要告诉人家我爸已经去世了,都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就好。听妈妈说那叔叔等到40多岁才结婚,也是有情有义的人。”夏丰说后来母亲也把当时的见面情况和自己的想法都跟她说了。作为儿女,夏丰和哥哥姐姐们不忍母亲遗憾终身,总觉得要给这段感情一个交代。然而,这几年,每次提出要替母亲去寻找,都被坚决阻止,“妈妈说了坚决不能打扰人家的生活,其实按妈妈的说法,那叔叔比他大五六岁,现在应该都90岁了,老人还在不在世都不知道。”夏丰深知这将成为母亲一生的遗憾。

后代情感中的故乡

作为一名“藏二代”,夏丰虽然没有出生在西藏,却也在这里度过了5年的少年时光,西藏在她的情感中等同于故乡。1964年出生的夏丰一直跟姥姥姥爷生活在内地,直到9岁时才第一次认识自己的父亲。“我刚满月时我爸就赶回西藏了,那时候对他毫无印象”夏丰回忆说当时父母三年才能休一次假,而父亲还没有等到下一次休假,就在1966年打成“反革命”,没有办法回到内地与父母、子女团聚。直到1973年,已经上小学的夏丰才与父亲有了第一次真正的见面。

夏家全家福。

12岁时,夏丰被父母接到西藏,读完小学和中学。1982年夏丰参加高考,按照父亲希望女儿当老师的意愿,考到西南师范大学才离开西藏。这些年来,父母在西藏的故事,夏丰翻来覆去听了无数遍,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她也越来越理解自己的父母。

母亲的遗憾时常让夏丰不胜唏嘘,可她清楚地知道,尽管他们心中也会存有遗憾,却从来没有后悔过在这片热土上奋斗了30多年,也在这里奉献了宝贵的青春与辛酸的汗水。她相信,如果时光倒流,爸爸妈妈依然会斗志昂扬地做好为西藏奉献自己的准备。(记者 史卫静)

图说:

也许遗憾才让人生美好

拨通夏丰阿姨的电话时,手机里传来一口标准京腔,这份亲切感多少消除了一些因为电话采访见不到采访对象而产生的局促。夏丰阿姨的爸爸妈妈都是1951年加入十八军,从西北方向进藏,与解放昌都修建川藏公路的十八军战友们殊途同归。故事就从他们各自的参军经历开始。

直到我问了句“您父母是后来在西藏才认识的吗?”爽快的夏丰阿姨彻底打开了话匣子:“嗨,我爸妈的故事可复杂呢,我妈在进藏之前有一个感情特别好的初恋。”于是故事的风格从进藏路上斗志昂扬、艰苦卓绝的宏大场面,一下子转变成了革命青年携手憧憬未来的清新怀旧风。然而,故事越往下听,我心中的遗憾感觉就越发强烈——相爱的两个人,一个带领部队去了朝鲜战场,一个跟着部队向西藏进发。他们约定抗美援朝结束后就在西藏相见。然而,心上人牺牲的消息却辗转传到偏远的高原,最终只能绝望嫁人,生娃养家的日子过了几年之后,心上人却兴致勃勃地来到西藏实现约定,又只得忍痛拒绝相见。

这故事画面感太强烈,意气风发的军官在战场上可以运筹帷幄指挥很多人,在生活中却无力挽回因为误传的死讯而导致的终生遗憾。想见不能见的两个人当时会是怎样的状态,让人不忍想象。

尽管只是在电话里听故事主人公的女儿转述这样的故事,我依然深深感受到,这世上最折磨人的感觉不是痛苦,也不是悲伤,而是遗憾:它让你如鲠在喉,如石压胸。鼻子酸酸的,心里也酸酸的,却没有眼泪流下来。因为这故事里没有人应该被责怪,一切都是命运的玩笑。

这熟悉的感觉让我不由想起了台湾舞台剧《花季未了》的同名主题歌,无论是温婉淑女刘若英还是情歌王子张信哲的版本,每每听起都让人唏嘘不已,唯有用歌中的那句“也许遗憾才让人生美好”来自我安慰。而1997年第一次演出就引起轰动的这部舞台剧,讲的就是生活在台湾某个眷村里一群女人的故事,主题无外乎思念与等待。

采访到最后,听到夏丰阿姨说,很少主动跟儿女说这事的母亲,前一阵儿翻出偷偷保存多年的唯一一张初恋的照片,跟她回忆起当时的种种。那是夏丰阿姨第一次看到那张小小的照片,“挺正气凛然的”,她知道这张脸将永远镌刻在已经84岁的母亲心中,这是她一辈子的遗憾,也是她一辈子的念想。

我并不认为自己的采访跑题了,“致敬老西藏”,他们为西藏所做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贡献当然值得歌颂与崇敬。可是,在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过程中,这些“老西藏”牺牲掉的感情和他们一生都无能为力的遗憾,同样值得尊重。(史卫静)

接过骄傲的旗帜写下永久的回忆

“这些就是父亲留给我们三姐弟的‘遗产’。”李小平打开手机相册,把他拍摄的父亲在西藏当兵时保留下来的领徽、帽徽、肩章,还有毛主席像章的照片翻给记者看。李小平说,这些东西父亲一直当宝贝一样保管着。遗憾的是,父亲的荣誉证书和缴党费的本子都在5.12地震的时候埋在了废墟里。

1.作为一名建筑工人,李小平说能为西藏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也是令自己感到骄傲的。

“现在只剩下这些。看到它们,我就想起了我的父亲,也想到了父亲对我们姐弟的教导。我是一名建筑工人,我以我的工作为骄傲,因为,我也可以为西藏的建设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同时,我更为有这样一个好父亲而骄傲。”说起父亲,李小平眼里含着盈盈泪光。

听着父亲的故事成长

李小平是四川德阳什邡湔底镇人,在拉萨西郊一建筑工地上,李小平放下手中的活,给记者讲起了令他引以为傲的父亲。

1961年,李小平的父亲李吉昌从四川新津跟随大部队进入西藏。他们的进藏路线走的是现在的黑昌公路。经过7天7夜的长途颠簸终于到了西藏,然后从羊八井经大竹卡到了日喀则。当时,李吉昌是部队通讯员。李吉昌在日喀则当兵5年,退伍前,在日喀则的监狱看守犯人。 

李小平母亲去世得早,母亲去世的时候,大姐才11岁,二姐7岁,李小平只有5岁。父亲一个人辛苦拉扯着3姐弟,没有再婚。

那时,李小平的父亲在乡里的伙食团工作。一个人大男人拉扯三个年幼的小孩,可以想象得到生活的艰辛。“没有吃的,父亲就从食堂捡些剩菜剩饭给我们吃,那时候条件都很差,很多时候,剩菜剩饭都没有。”李小平说。

看到李小平一家,邻里乡亲都给李吉昌出主意,让他去找找民政局。而李吉昌一听,就一个劲摇头说:“不行,再苦再累,我得自己撑着,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绝不能给国家和政府添麻烦。”

李小平从小就听父亲说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在西藏当兵的经历。西藏这个字眼便深深地镌刻在了他幼小的心里。“等长大了一定要到父亲曾经战斗,工作过的地方看看。”这个念头,也根植在李小平的脑海。

没有看见过布达拉宫

2001年,李小平从家乡四川来到了拉萨,那时候,西藏正在开发建设,李小平就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做了一名钢筋工。

李小平在拉萨后,父亲经常会打电话向他了解西藏的情况,问他西藏建设得怎么样,拉萨现在是怎么样的?还让李小平去日喀则他当时工作的地方看看。

3.已经被岁月模糊见证历史的徽章。

“我二姐夫在日喀则也是从事建筑的,听父亲说了,就去找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父亲退伍前在日喀则监狱工作,二姐夫去看了,给父亲回电话说,找到了,因为不能进去,只能在门外面远远地看上一眼。”李小平的父亲听了都激动不已。

李小平说,父亲这一生最遗憾的就是在西藏当兵5年,都没有到过拉萨,没有看到过布达拉宫。因为父亲退伍回家的时候,还是走的来时的路,没有从拉萨经过,所以,也没有机会到拉萨看看。

李小平说,从小到大,他眼中的父亲,虽然早就离开部队,但一直保持着革命军人的优良传统。父亲有一个小箱子,那是他的“藏宝箱”。但是那个箱子里确实没有什么宝贝,存放的只是父亲缴党费的本子。

那时候李小平家条件非常差,是村里的贫困户。但是,再穷,父亲的党费是一定要缴的。

“2004年,父亲病重住进县人民医院,他从伙食团出来后被安排进了砖厂工作,后来,被诊断出为尘肺病,可能跟工作环境有关系。加上那时我们家穷,父亲也是为了我们,劳累成疾的。”在拉萨工作的李小平接到这个消息,就急着往家赶。

知道儿子要回家,老人在电话中用虚弱的声音问:“儿啊,那要好多天你才回得来。”因为在他的印象中,恐怕也像他当初进藏一样得花上几天几夜的时间。

从拉萨乘坐骑车到了格尔木,连夜坐火车往成都赶。3天后,李小平回到了四川,到了医院,看到病危的父亲,心中万分难过。

在父亲最后时候,李小平一直陪着父亲。可能是见到了儿子最后一面,第二天凌晨,老人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把他抱在我怀里,父亲走得很安详。父亲这一辈子太辛苦了,他生病的时候,大姐和二姐都无微不至照顾他。他老人家生前身体一直都不好,我在西藏打工的时候,听说虫草吃了对身体好,我就会省下钱给他买些虫草回去。”姐弟三对父亲都很孝顺。

李小平说,父亲一生中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到过拉萨,没有亲眼看见过布达拉宫。

“父亲是我们的骄傲“

在西藏已经10多年了,李小平准备2016年就回老家了。5.12大地震,家园被毁,如今依靠国家的好政策,还有自己在外辛苦打工多年积攒的积蓄,在老家修了3间门面房,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李小平的妻子在老家带着9岁的儿子生活,李小平说,以后回去好好做点小生意什么的,不管钱挣得多与少,至少,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幸福的事。

4.当年,李小平的父亲随部队走上进藏的幽幽古道。

李小平的二姐也在拉萨多年,也是在一建筑工地当钢筋工,外甥也在日喀则工作。

建筑工地虽然工作很辛苦,活脏、累。但是,李小平说,相对当年父亲在这边当兵的时候的条件,那已经是天壤之别,父亲当年和他的战友们是一边打仗一边修路,可以想象那时的艰辛。

很小的时候,父亲对李小平姐弟的教育就很严格,一直就以军人的要求来要求他们。

“就像父亲所说的,不期望自己的子女能当官发财,但是一定要本本分分,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这就是我父亲对我们的期望。如今,我们姐弟三,除了大姐在四川老家,我和二姐在西藏打工,虽没有大富大贵,但都平平安安,靠勤劳的双手生活,这也可以让父亲安心了。”虽然父亲很严厉,但是李小平和两个姐姐都知道父亲是特别特别爱他们的。当然,这个硬朗的男人是不会轻易表现出来的。

李小平说,父亲为人很好,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有一段时间,父亲经常带着米、面、油出门,说是给谁送去。我和姐姐还想,难不成我们还有什么亲戚!”后来李小平才听父亲说,是曾经在西藏一起当兵的一个姓伍的战友。战友在打仗的时候一条腿受伤残疾,父亲说,在战场上同生共死的兄弟情才是最宝贵的。

“父亲去世前,还一再叮嘱我们要多去看看伍伯伯。遗憾的是,我一直在西藏没有机会去看望伍伯伯。5.12地震的时候,老人家被地震夺去了生命。”说起这事,看得出来,李小平有些自责。

“我们姐弟以有这样一个好父亲而感到骄傲。”这也是李小平采访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如今,李小平的儿子已经9岁了,孩子没有见到过爷爷,但李小平会给儿子说起爷爷在西藏的故事。“我儿子才3岁的时候,那时我就买了很多有关于西藏的歌碟或人文风土的碟片回去,儿子特别喜欢看,很多时候边听还边跟着哼唱。”到暑假,李小平准备把妻子和儿子接过来。到时,他会带着妻儿坐火车到日喀则,带它们去父亲曾经战斗,工作过的地方看看。

把最好的时光留在了西藏

在与谢法海老人的闲谈中,老人口齿清楚,思路清晰,进藏的经历如数家珍。在解放成都的战役中他左腿负伤落下骨病,右腿在西藏时也被严重冻伤,阴天时常常隐隐作痛。采访结束后,老人对我们说:“我在西藏待了二十多年,退休后也被安排到西藏单位,我把最好的时光都留给了西藏。”当我们问及是否还想去西藏看看时,他坚定的说:“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去西藏看看。”老人一生中很少照相,但对我们这次的拍摄要求欣然同意,并与我们亲切合影。(关碧君 于光辉)

一个情感丰富的老顽童

回忆起当年进藏的点点滴滴,邓亲和老人历历在目,用她的话说,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后来老人在江孜与同在文工队的老伴儿结合,一起留在那里建设西藏,直到1957年回到内地,后又在西藏公学任教。当聊起退休的生活时,老人连忙带我们参观她的书房。书房不大,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书架上一排排整齐的书,靠窗的书桌上放着一沓《华商报》和老人尚未完成的“回忆录”。或许是当年做演员的缘故,老人的情感很丰富,在采访时常常站起来给我们演示当时的情景,时不时逗我们笑,活像一个“老顽童”,最后老人给我们弹奏了一曲《北京的金山上》,在欢快动听的音乐中结束了采访。(陈志慧 王晓玉)

“带我和你们一起去西藏吧”

我们家,在我十六岁之前,一直是我和哥哥俩个孩子。在那个年代,俩个孩子的家庭算是少的了。

小的时候,什么也不懂,但是有一件事,总是让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只要妈妈一打哥哥,我就在旁边哭。记得有一次,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我们俩个调皮了,还是闯祸了,想不起来了,妈妈嘴里数落着哥哥,还动了手。我突然在一边嚎啕大哭起来,弄得妈妈挺奇怪说:“这丫头,你哭什么?又没有打你?”妈妈一点也不懂,我是不愿意他们打哥哥。

有一个时期,我们俩被同时送到南京舅舅家。可能是住了两年、三年?记不清了。

后来舅舅有困难,妈妈来接我们。但是,最后他们大人决定带我一个人跟妈妈进藏,哥哥放到武汉奶奶家。为这件事我和妈妈生气了,临走的那几天,我不理妈妈,我说:“让哥哥和我们一起走吧。”

可是妈妈就是不听我的。我不想和哥哥分开,我也不想让他到奶奶那去,和我们一起跟着妈妈爸爸,无论是在哪里都是开心的。那时的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没有能够说服妈妈,怎么生气,怎么吵闹也没有用,哥哥和我们分开了。为此,我难过了好久好久。我看到哥哥也很难过,但是他不像我那样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只说了一遍:“带我和你们一起去西藏吧。”

妈妈没同意,他就什么也不说了。以后的许多年里,他一直都是这样,说得很少很少。

我们七、八岁的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学校不上课,奶奶让爸爸接哥哥到西藏,因为他天天上街看人家打武斗,奶奶吓得不行。这样,我们俩又在一起了。我和哥哥天天在人委大院和一帮孩子玩。有的时候我们也找一些能找到的书看。家里的书都烧完了(害怕被抄家),但爸爸的书架上还是有几本能充许读的书。一天,爸爸突然的回家来,我们正在书架旁翻书看。爸爸看哥哥正在翻一本书,就问:

“这本书你都看完了吗?”

哥哥说:“看完了。”

爸爸又问:“那你给我讲讲这本书说得是什么?”

哥哥没有吭声。爸爸又提高了嗓门把刚才的话重复了N遍,可是,哥哥仍然不出一声,我在旁边非常着急,心想:叫你说你就说呗。这个时候,我发现爸爸的脸色变了,声调也不同了,可是哥哥还一声不响的在那站着。这下,爸爸急了,又是拳头,又是脚的,都上来了。我在旁边吓得不行,眼泪都流下来了,心里还喊着:爸爸别打了,爸爸别打了。就这样,哥哥一个字也没说,也不哭。

爸爸打了几下就放手了,嘴里还念叨:“这孩子怎么这么犟!”(文/图 徐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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